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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蘇軾筆下北宋百姓的真實生活:天災頻發,人禍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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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蘇軾,大家都會想到什麼呢?下面小編爲各位介紹一下此人的歷史事蹟。

總是聽到朋友們讚歎北宋時期經濟繁榮,歷代皇帝基本都於民休養生息,是封建王朝中極不錯的,然而,在宋朝人心中呢?他們所生活的時代真的不錯嗎?或許生活在宋仁宗時期的百姓會認爲自己過得不錯,但是神宗在位期間,百姓們就不一定這麼想了。作爲時代的見證者,蘇軾留下了許許多多與當時社會有關係的文章,小佛讀他寫在神宗時期的作品時,能深深地感受到他的無力,也能想象出他筆下的百姓生活艱辛,畢竟——天災頻發,人禍不絕。

宋神宗即位時20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思想上也相對激進,認爲只要進行改革,就能夠改變政權的各種弊端,於是重用王安石,實行變法。仁宗朝時期,蘇軾主張進行改革,沒必要守着祖制,而神宗朝時期,蘇軾認爲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不利於政權的穩定、會讓百姓覺得難以接受,堅決反對變法,而這自然就得罪王安石,處處被穿小鞋,無奈之下,蘇軾自請出京,神宗給了蘇軾一個好出去,讓他去杭州做通判。

在杭州,蘇軾被西湖美景吸引,寫下了許許多多膾炙人口的詩句,如:“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與此同時,蘇軾更多看到的是百姓的艱辛。

看蘇軾筆下北宋百姓的真實生活:天災頻發,人禍不絕

在我國古代有三大災:蝗災、水災、旱災,災難發生時對社會穩定有着極大的影響,而這三大災害通常還結伴而出,尤其是旱災之後常常緊隨着蝗災,雖然總體上就數量而言蝗災發生的次數沒有水災、旱災多,但危害程度不比水旱等災害小,甚至破壞力更大。

蘇軾在杭州任通判的兩年多時間裏,杭州恰好時災禍頻發,有時候一連下十多天雨鬧水災,有時候一個月甚至幾個月不下雨鬧旱災,以至於蘇軾常常奔波在杭州府下面各個縣,而那些居廟堂之高的皇帝與朝廷大員根本不管百姓死活。

一次蘇軾雨中游天竺靈感觀音院,看到那觀音端坐堂中,享受百姓供奉,卻不顯靈救身處災害之中的百姓,於是有感而發寫下一首《雨中游天竺靈感觀音院》,表面看是諷刺觀音無所作爲,實際上將皇帝、將朝廷大員比作毫無作爲的泥塑菩薩:

蠶欲老,麥半黃,山前山後水浪浪!農夫輟耒女廢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水災旱災都有出現,怎麼可能少了蝗蟲的身影。蘇軾在即將離任杭州通判時恰好遇到蝗災,他盡力救災,工作之餘給在山東任職的弟弟去信,信中有詩《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苶有懷子由弟二首》,第一首詩中直接給弟弟蘇轍描繪了一幅蝗蟲遍地的畫面,飛蝗成陣,像彌天塞地的煙霧自西方蜂擁而來,秋雨都不似這樣密集,“西來煙障塞空虛,灑遍秋田雨不如”。

然而,百姓所面臨的不僅僅有三大災難,更有繁重的勞役與賦稅、嚴苛的新法等等。

熙寧五年,杭州一帶要開新的河流用來運送官鹽,而這必然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需要百姓服勞役,在古代,服勞役是普通百姓必須做的事,因朝代不同,百姓每年做勞役的時間不同,一般說來,需要開河或者修建宮殿、城池的時候,百姓就需要服較長時間的勞役,那時勞役是義務,需要自帶乾糧,蘇軾認爲開河會讓百姓錯過耕種,不利於百姓的繁衍生息,“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於是堅決反對,但是他的意見沒有被接納,反而是要求他前往監督。

北宋到仁宗時期三冗問題嚴重,宋仁宗本來希望新政來減輕三冗問題,然而遭遇到守舊派的反對,新政很快就夭折,到了宋神宗時期,百姓的賦稅壓力更大,畢竟官府的開支越來越大,想要填補這個洞,官員們自然會分攤到百姓身上,蘇軾在杭州時,眼見災害多,百姓收成少,生活艱難,但是官府收賦稅卻只要錢不要糧食,百姓爲了換取錢糧,都把糧食拿出去賣,可是賣得人多賣得人少,明明收成少,糧價卻也是低,爲了湊夠錢給官府,百姓賣糧之外還賣屋、賣牛,第二年將會更加難熬,只能淪爲流民,看到此情此景的蘇軾感慨萬分,寫下一首《吳中田婦嘆》傳世: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霜風來幾時。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鐮生衣。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茅苫一月壠上宿,天晴獲稻隨車歸。汗流肩赬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飢。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

看蘇軾筆下北宋百姓的真實生活:天災頻發,人禍不絕 第2張

蘇軾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在他眼中,百姓生活如此艱難,有很大部分原因來自於嚴苛的新法。

以食鹽爲例子,在古代食鹽是官府經營,費用很高,不允許私人販賣,但凡百姓販賣食鹽,就是偷稅漏稅,就是違法犯罪。王安石實行新法之後,百姓需要繳納的鹽稅更多,百姓只能被迫加入販賣私鹽的行列,蘇軾在杭州就沒有少處理這類案件,更有甚者爲了在販賣私鹽時不被官兵抓到,紛紛帶着刀劍出門,遇到官軍就拔刀相向,這是有膽子的百姓做的事,那些膽小又沒有本錢的貧苦百姓,只能選擇不吃鹽。

再說說新法中的青苗法,王安石指定這個法令的初衷是好的,“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官府給農民貸款、貸糧,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別隨夏秋兩稅歸還”,然而地方官員或爲了政績或爲了個人利益,強制農民借貸,甚至高於新法利息借出,增加百姓。蘇軾曾寫下《山村五絕》描繪自己看到朝廷實行新法後對農村造成的巨大危害,這其中就包括的青苗法對百姓的傷害:

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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