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期，不僅是德國的敵手和集中營裏的囚徒，就連德國國防軍的士兵都把黨衛軍視爲一支令人生畏的特殊隊伍。
黨衛軍的名稱來自黨衛隊。“黨衛隊”的德語原文是“Schutzstaffel”，意爲“護衛隊”，縮寫爲“SS”。高度軍事化之後的黨衛隊稱爲“黨衛軍”，在德語中稱爲“Waffen-SS”，直譯應爲“武裝護衛隊”。我以前讀過一些關於“二戰”的書，對“武裝護衛隊”不算陌生，但對這支號稱是“德國陸海空三軍外的第四支武裝”的真正有些瞭解還始於對艾卡特的採訪。
艾卡特曾是黨衛軍中的普通一兵，他是在戰爭後期才加入這支隊伍的，而且只幹了半年多一點的時間。儘管如此，與很多遠距離觀察黨衛軍的人比較，他對這支軍隊的詮釋無疑更具權威性。
2002年，朋友介紹我認識了艾卡特，他住在薩克森－安哈特州的農村，當時已經79歲了。我登門拜訪時，他正在收拾門前的菜地。生活在城市的德國人喜歡在門前空地上種草，而住在滿目草場的鄉村的農民卻更喜歡在自家的院子裏種點蔬菜。艾卡特和我握手後說：“自己種的菜，不施農藥，不上化肥，純天然，吃着放心。”
老人有些駝背，身材顯得比較瘦小。他頭戴一頂東德時期的布軍帽，說話緩慢，但頭腦很清楚。他和一個從外表上看比他年輕不了多少的獨身兒子住在一起，他住在樓下，那個“老”兒子住在樓上。這座外觀尋常的小樓在當地也算是一幢古建築了，它是艾卡特的先人在1850年建造的，至今已有一個半世紀的歷史。1923年4月14日，艾卡特就出生在這裏。
艾卡特中學畢業後選擇了鉗工作爲職業，在1938年到1941年之間當了3年學徒，接着就參軍了。
他說：“從童年到參軍的這十幾年時間裏，我經歷了德國在上世紀30年代初的巨大社會變化。希特勒上臺之前的全國性飢餓、 1933年後的經濟振興我都親身感受了。‘二戰’前夕的德國人，包括我，都很振奮、自豪和齊心，當時有一句最常聽到的話就是：‘一人爲大家，大家爲一人。’專制給德國帶來了經濟奇蹟，使德國在和英、法民主的競爭中佔了上風。老百姓看見了魏瑪共和國實行的民主體制沒有成功，也看見了納粹黨執政後所推行的獨裁體制在經濟上的成就，他們沒有理由去討厭和抵制專制。《我的奮鬥》有多少老百姓讀過？我沒有，我認識的人中間也沒有什麼人讀過。民衆看重的是實際利益，信任的是給他們帶來這些利益的人。在這種心態下參軍，多數人的態度是積極的，要不然德國軍隊也不會這麼能打仗。
“我最初並不在黨衛軍, 1942年3月入伍的時候加入的是空軍，做地勤工作，先在法國南部接受了4個月的訓練，然後在法國中部擔任機場警戒任務。從1942年9月開始，我接受了半年的飛機機械師的培訓。按照上面的安排，培訓後我們本應調到北非戰場，但那裏的戰局在我們的培訓結束時已經糟糕到了完全喪失增兵意義的地步了。1943年5月，德國在意大利的北非軍團在突尼斯投降，被俘德軍人數達到了13萬人，北非被盟軍完全控制了。於是我們被派到了意大利的撒丁島，當時盟軍正在準備登陸意大利。
“那時的飛機航程不遠，撒丁島是德國空軍在南歐地區的一箇中途加油站。我的任務是吊裝炸彈、保養機械、還得給飛機加油，好讓這些飛機能從這裏出發前去攻擊在北非的英國軍隊，破壞和延緩他們登陸意大利半島的計劃。在地中海的這座大島上，我和一羣弟兄們天天都在猜測，盟軍登陸會選擇在什麼地點？是我們所在的撒丁島還是西西里島?幸運的是，盟軍最終選擇了西西里島，我們在沒有發生任何戰鬥的情況下從撒丁島撤回到了意大利半島本土。
“1943年9月，我被調到意大利北部，在一個又一個的機場之間不停地調動。在法國和意大利，我負責維修保養的飛機主要是容克52型（JU52）運輸機，這種飛機的動力有兩千馬力，在飛行了上百次後，就需要換一次馬達。
“1944年，德國的燃油日益緊缺，飛機也大量減少，制空權已經完全被美、英空軍操縱，德國空軍氣數已盡了，我們工作量也就隨之減少。在這種形勢下，我在這年的9月被調回德國，然後就被派到東線戰場，編進了黨衛軍。
“由一個遠離前線的機場機械師變成了一個必須在一線拼殺的黨衛軍士兵，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糟糕的變化。這個變化的背景是：1944年7月20日，以施陶芬貝格上校爲首的一批德國軍人謀刺希特勒的計劃失敗，這使得希特勒對國防軍的猜疑加大，決定在軍隊中增大了黨衛軍的比例，他採取的方式是把很多國防軍士兵直接編入黨衛軍系列。就這樣，我被編入了黨衛軍第5師——維金師。”
“維金師？”我插話道，“我聽說過。它好像是黨衛軍的主力裝甲師，作戰非常兇悍，一直在東線打仗。是嗎？”
艾卡特點點頭說：“難得。您居然知道維金師。現在的青年人裏能有百分之一的人知道就不錯了。”
我接着問：“所謂‘維金’是否指的是9世紀前後被稱作‘維金人’的北歐海盜？”
艾卡特說：“是的。因爲維金師最初是以北歐人爲主的，所以希姆萊就給它起了這樣一個名字，希望他們能像歷史上的北歐海盜一樣兇狠強悍。不過，後來隨着戰局的發展，這支隊伍裏逐漸加入了很多外國人，使得維金師成爲了一支真正的多國部隊。”
“黨衛軍不是效忠於德國的納粹黨的嗎？”我有些不解，“黨衛軍裏會有多國部隊？”
“對，而且還不僅僅是我們一支部隊，到戰爭後期時，整個黨衛軍都國際化了。”老人發現這個話題引起了我的特別關注，談性更濃了，“黨衛軍不是一般的軍隊，用一般的軍隊特徵是無法概括它的。它既是一支精銳作戰力量，又是納粹黨的種族和生存空間理論的推行者。
“最初的黨衛隊確實是百分之百由德國人組成的，但在黨衛隊向黨衛軍轉化的過程中，就開始吸收西歐的外國人和境外德意志族人了。隨着德國在東線戰場上的損失加大，黨衛軍放鬆了用人的標準，開始吸收被佔領國、盟友國和中立國的志願者參加。其中有荷蘭人、丹麥人、挪威人、法國人、波羅的海三國的居民，後來甚至加入了俄羅斯人、東土耳其人、穆斯林人和印度人。當然，這些外族的部隊一般來說並不參加大兵團作戰，它們主要被安排在後方對付游擊隊。”
“那您知道外國人在黨衛軍裏大致能佔多大比例嗎？”我問。
“我只能說出一些對我來說印象最深的數字。戰後我看過一個統計資料，證明參加黨衛軍中的外國志願者中有荷蘭人5萬、比利時人4萬、法國人2萬、丹麥人6千。其他的國家我就記不清了。但有一個數字是很有說服力的：在戰爭結束前夕黨衛軍的兵力一共是31萬人，其中德國人只佔11萬，也就是說，黨衛軍中2/3的士兵都是外國人。”
“爲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外國人自願爲納粹德國當炮灰呢？”我問。
“他們可談不上是炮灰。外國人蔘加黨衛軍，不是爲了德國利益，而是爲了自身利益。他們需要借黨衛軍來阻止歐洲的蘇維埃化，需要通過保衛德國來防備蘇聯的勢力直接到達自己的家門口，可以說他們和納粹之間是在互相利用。當時整個西歐都對蘇聯的擴張姿態有恐懼心理。‘二戰’前，蘇聯吞併了波羅的海三國，佔領了羅馬尼亞北部油田區，對芬蘭的領土要求不能滿足，立即發動戰爭，‘二戰’打響後又和德國分割了波蘭。面對這樣一個極具侵略性並且致力於輸出暴力革命的大國，整個西歐只有一個大國與之相隔，這就是德國。所以，儘管西歐並不喜歡德國，但又必須借德國的力量，通過對德國的支持來阻止布爾什維主義的西擴。
“在我進入黨衛軍時，德國人在維金師裏已經成了‘少數民族’。部隊裏主要是丹麥人、挪威人、荷蘭人、比利時人、法國人……他們全都是出於恐共反共心理自願參加黨衛軍的。這些人打仗特別兇狠，而且冷酷無情。我加入維金師後一個月，在斯洛伐克聽到了一些關於納粹在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罪行，我當時內心非常震撼，無法理解我所在的這支軍隊會犯下這樣的罪惡，而我身邊的大多數老黨衛軍士兵聽完後沒有任何的反應和評論。真是一羣冷血動物。”
我插話道：“聽說，戰爭後期黨衛軍在執行希特勒的罪惡訓令中最爲堅決。比如說在東線的撤退途中摧毀一切設施的‘焦土令’和處決所有向敵人舉白旗的軍人或平民的‘旗令’。國防軍對這些命令的執行打了很大折扣，而黨衛軍幹起來是一點不含糊的。是這樣嗎？”
“是的。黨衛軍的堅決其實帶有相當一部分感情上的因素，那就是仇視敵人。納粹很清楚這一點，遇到殺人放火的事就交給黨衛軍幹。1944年8月1日在華沙爆發了武裝起義。鎮壓者主要就是黨衛軍。鎮壓持續了兩個月。10月初，戰鬥完全停止，戰後我才知道，波蘭人在這次起義中死了20萬人。我所在的部隊參加了事後的清查和報復行動。”
“那是什麼樣的報復行動？”我試探地問。根據經驗，垂暮之年的老人在回憶自己的軍旅生涯時都不願意講述自己曾經犯下的罪過。但直率的艾卡特回答很乾脆：“在華沙北部30公里的地方，我參加過大面積炸燬民宅的行動。我不願意，但必須做。”
艾卡特說：“我在黨衛軍的時間一共不過7個月，但這是我在整個戰爭中最危險和最艱苦的一段時間。在抵擋蘇軍大反攻的過程中，我所在部隊在東歐戰場上調來調去，哪裏危急就增援哪裏。我先後去過斯洛伐克、波蘭和匈牙利。1945年1月22日部隊在布達佩斯被蘇軍包圍了。在突圍過程中，我的左臂中彈，被送到了維也納養傷。當蘇聯紅軍逼近維也納時，我在槍傷未愈的情況下又返回部隊，接着就參加了在南德愛爾蘭根一帶和美國人的作戰。1945年4月19日我再次負傷，並被美軍俘虜。3周後，維金師向美軍投降了。對這個黨衛軍主力師來說，這是最好的結果。‘二戰’後期，德國軍隊在明知沒有勝利希望的情況下，還是拼死抵抗蘇軍的推進，就是希望盟軍能加快佔領德國土地的步伐，不要讓德國落到蘇聯人的手裏。在必須投降的時候，德國軍人們毫無例外地都希望成爲盟軍的戰俘，黨衛軍就更是這樣。在維金師裏，這些投身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國際志願者爲什麼甘願流血？目的就是阻止蘇聯擴張，在經過和俄國人的連年血戰後，他們知道向俄國人繳槍意味着什麼。
“我被美軍送到設在烏爾姆的戰俘營，在那裏只待了兩個月就被釋放了。在回家鄉的路上，我搭乘的是盟軍運煤的火車，每列車的車頂上都坐了30多號人。火車開到離家鄉還有20公里的地方到了盡頭，我沒有了任何交通工具，於是拖着還沒有痊癒的左腿步行回到了家鄉。”
“瘸腿步行20公里？”
“這不算什麼。那時還有一些斷腿的傷兵是拄着雙柺步行回家的。”
艾卡特接着說。“在東德實現合作化以後，我擔任了合作社的機械師，這樣，我在戰爭中學到的技能有了用武之地。我一直工作到1988年退休。退休第二年，柏林牆倒塌了，東德垮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