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空印案”發生於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年(亦有1376年之說)。
案件的緣由是這樣的，明朝規定，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戶部報告地方財政賬目，而地方賬目必須跟戶部審覈後完全相符，這一年的地方財政計劃才能完成。如果對不上，即使只是一個數字，賬目就必須重新填造，更讓人爲難的是所有重修賬冊必須要蓋上原衙門的印章纔算有效，且要求非常嚴格，稍有不合，立即作廢重報。於是，各地進京申報報表的財務人員爲了少折騰，就便宜行事，在進京時攜帶多份蓋好了本地公章的空白報表，以便在與戶部反覆覈對數字後，即可重新填制。造成“空印”的原因是，當時沒有先進的通信、交通工具，遠的省份來回一趟京城需要一二個月甚至數個月，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苦不堪言，於是就出了這個對各方都有利的“空印”招數，併爲各方所默認接受。這事從中央到地方都是默認了的，相關官吏也都知道，帶空印文冊成了當時一條不成爲的規定，朝廷上下都知道，除了一個人例外。
很不幸的是，這個人正是朱元璋。
洪武九年，朱元璋突然發現了這個所謂的祕密，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官員們竟然敢搞這些名堂!他震怒了，他認爲自己做了一回冤大頭，於是他派遣官員對此事進行了詳盡的調查。按說只要一調查，這個問題是不難解釋的，其實即使是他派去調查的官員也清楚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但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出現了，事情的緣由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沒有人說。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滑稽場景，問話的官員也知道，回答的官員也知道，只有朱元璋不知道。這個現象不難解釋——官員們害怕。
如果上書辯解，很有可能被認爲是同黨或者包庇，這個黑鍋誰背得起。就在此時，一個勇敢的人站了出來，值得敬佩的是，他並不是在職官員，而只是一個平凡的生員。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只是一個老百姓，他叫鄭士利，其兄鄭士元任湖廣按察使僉事，受空印案牽連，待其出獄後，鄭士利詳細上書，痛陳空印案利弊，上書之後，鄭士利在旅舍閉門哭泣數天。
他哥哥的兒子問他：“叔叔有什麼愁苦的事?”鄭士利說：“我有奏書想上呈給皇上，必然觸怒天子引來禍患。然而殺了我而能救活數百人，我有何遺憾呢?”於是入京上奏。皇帝看了奏書，大怒，把案件交給丞相和御史會審，追究指使者。鄭士利笑道：“只是想看看我的上書能否被採用而已。我的職責是爲國家議論政事， 自料必死，誰會爲我出謀劃策?”鄭士利與其兄因此獲罪。被罰到江浦服勞役。
然而空印案並不會因爲一個小小的平民的上書而改變。明太祖朱元璋偶然知道了這件事件後，認爲此是個官員相互勾結、徇私舞弊的驚天大案，於是皇威震怒，下令將全國十三個省、一百四十一個府、一千多個縣的主印官(一把手)共一千三百多人(其中包括監督不力者)，不論清貪良莠全部處死，副職以下官員打一百棍，充軍流放。 後世有學者認爲，空報表加蓋公章造不了“有價證券”，不會帶來什麼危害，朱元璋聞過即改就是，他純粹是不懂財務知識、小題大做、別有用心，製造了莫大的冤案。
而我認爲，“空印案”說冤也不冤。
戶部對地方政府報表的審覈，是當時朝廷(朱皇帝)規定的制度。執行制度“沒有任何藉口”，必須無條件執行。制度執行中有困難、有弊端，也必須經過嚴格的程序，審批認定後方可“變通”，決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否則即是違規，違規則必受懲罰。朱皇帝大概從歷代興衰中，吸取了主弱臣強、皇帝當傀儡、朝綱紊亂等等亡國教訓，對於“空印案”中的官員，無視朝綱，不請示、不抵制，因而異常憤怒，處理起來自然不會手軟。
從財務管理學角度來看，這“空印”確不可小視。因爲，戶部是中央政府的財政主管機關，地方政府每年必須向戶部繳納錢糧稅款，戶部再根據各地方政府的實際需要，下撥錢糧稅款，也就是現在所說的“收支兩條線”。這樣一來，戶部、各地方政府則分別充當了中央政府的會計(管賬)、出納(用錢)的角色。試想，如果戶部、地方政府的某些官員若相互勾結，亦即會計、出納相互勾結，行貪污冒領之事，則易如反掌，“空印”無疑給了他們一個可乘之機。且報表審覈過關，中央、地方政府二者賬務相符，誰能輕易發現破綻?因此朱元璋的推論無疑是站得住腳的!
從史料中我們不難看出，朱元璋在立國後，對各級官員始終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與“不聽話”的官員展開了“殊死搏鬥”。“空印案”運行期間，雖然沒有發生貪污冒領之事，但並不能保證永遠不會發生或不發生類似案件。朱元璋實是把這個財務漏洞、處於萌芽狀態的風險消除了!但官員貪污花樣翻新、鋌而走險，“空印案”後隨即爆發了更大的戶部侍郎郭恆貪污案，史稱“郭恆案”，就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當然，“空印案”發生於明朝初期，朱元璋以鐵腕嚴肅財經紀律、整頓吏治，以維護他打拼下來的朱家天下，濫殺也就不足爲奇。只是他不該不問青紅皁白、枉殺那麼多官員，完全可以採用寬嚴相濟的手段。
總之，“空印案”中，官員被濫殺是冤屈的，而朱元璋推論“空印”帶來的後果卻是清醒的。 “空印案”於現代國家的各部門、各單位，尚有很多的借鑑之處。一是各單位與其開戶銀行的賬務覈對，與戶部對地方政府報表的審覈，方式、目的是相似的，賬務容不得半點差錯。事實證明，如果賬務覈對不嚴謹或流於形式，則會出現大量的銀行“內鬼”或企業“內鬼”或銀企裏應外合的“內鬼”。
二是商業銀行員工對有價單證、印章保管不嚴，對作案人乘機開立虛假存單等有價單證對外實施詐騙，不抵制、不報告，主管部門檢查、監督乏力，幾乎就是“空印案”的翻版。銀行頻發的大案要案，基本都是這兩種疏漏釀成的後果，既造成了銀企巨大的經濟損失，更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因此，亡羊補牢，猶未爲晚，銀企也必須借鑑朱元璋鐵腕整治“空印案”那樣，嚴格整治內控管理制度，嚴肅處理涉案責任人員。
不過，此爲其一，還有一種可能存在的原因。明太祖出身貧寒，起於卑賤。在其在位期間，明太祖自始至終是很不信任官員的，對待官員也是非常嚴苛的。尤其憎恨貪官污吏與欺上瞞下，所以，朱元璋是最爲氣氛有人欺騙他的。本來空印案，可大可小，在中樞和朝野上下都不以爲罪的情況下，朱元璋任然堅持嚴肅處理，恐怕也是皇帝猜疑性格的一次濫用。他認爲這些官吏揹着上司、揹着皇帝徑直用空白蓋印文書對付戶部的核查是對皇帝欺罔的行爲，這恐怕纔是空印案的主要原因。後來鄭士利的上書更是激怒了他，所以“竟殺空印者”，所以哪怕是他曾經最爲欣賞的好官方克勤也受誣入獄，也沒有放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