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草根到帝王，明太祖朱元璋的奮鬥史，堪稱是中國古代史上最勵志的奇蹟。
但是當他登基建國，正式完成這個奇蹟後的很多年裏，他卻並不高興，甚至時常的憂愁，在登基的最初十二年，連每年的生日都不過。每到自己生日那天，他會一個人呆在深宮裏發呆，躲着不見羣臣。
以他後來給大臣們的詔書解釋說：每到自己生日那天，他就會想起自己貧困而死的父母親人，於是悲傷萬分，生日也就成了苦日。
但是從洪武十三年以後，朱元璋卻一反常態，每年開始高高興興的過生日了。至於原因，同樣以他詔書的話說：現在全國經濟繁榮，民生安定，父母在天有靈也會高興。所以生日自然變成了喜慶。
（景象還原：元末明初，哀鴻遍野，死傷無數）
於是朱元璋憂愁的原因，也就清清楚楚：並非僅僅懷念故去的親人，而是當時他越發感到，自己這個有史以來最奇蹟的皇帝，很可能也是有史以來最倒黴的皇帝。
因爲當時他面對的，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開國時最嚴峻的經濟形勢，堪稱一窮二白，內憂外患，百業凋敝。
從那以後，從不服輸的朱元璋，也用了三十年時間，完成了他人生裏最後也是最大的一個奇蹟：把一個經濟殘破凋敝的明王朝，締造成一個國富民強的盛世——洪武盛世。
他怎麼做的？
一、明朝開國有多窮
一般來說，但凡是一個經歷過天下大亂，羣雄割據，最終完成統一的王朝。必然會面臨因戰亂而經濟破敗的局面。主要的困難，簡單說就是四個字：人少！地荒！
對於歷代封建王朝來說，勞動力和土地，都是最重要的倆件事：中國自古農業立國，有勞動力才能種地，有地種才能收農業稅，有稅收政府才能運轉，王朝才能穩固。人若少，地就荒，地荒了，國家就麻煩。
以這倆件事來講，明朝開國面臨的，是歷代前所未有的大麻煩。
有多麻煩？就舉幾個地區：北方昔日宋朝故都開封，按照地方官的奏報，土地大量荒蕪，人口極度減少，山東首府濟南，周邊大量荒地，招人耕種都湊不起人。西北重鎮河州，整個城池大多是廢墟，裏面盡是白骨堆積。荊州白水鎮，元末還有幾萬人，此時全是一堆瓦礫，連人影都沒有。瓷都景德鎮，人口減少了九成，房屋大多譭棄，十里八里見不到人煙……
以上這些情景，絕非地方個例，相反卻是此時中國，大江南北，幾乎司空見慣的事實：城池基本是廢墟，農田大多是荒地，甚至到處是無人區，好些繁華的鄉鎮，更完全成了一片死城……
爲什麼會鬧成這樣？原因有很多，元朝九十七年失敗的統治，諸如亂髮紙幣等政策，幾乎都是搜刮多，建設少。國家連年鬧災，元朝統治的最後二十五年，大規模的蝗災就有十九次，大饑荒十五次，水旱災五十九次，可謂天災人禍齊集。十七年慘烈的元末農民戰爭，其戰鬥密集程度之高，過程之慘烈，波及範圍之廣，更是前所未有，僅百萬人規模的城池攻防戰，就有高郵之戰，洪都之戰，平江之戰等多次，太多昔日繁華的城池，幾乎都在戰火中灰飛煙滅。至於戰爭範圍，更是空前擴大，紅巾軍的北伐，一直打到遼 東，南方的福建等省，更是內亂頻頻，而朱元璋與陳友諒，張士誠倆梟雄爭天下的主戰場，更是傳統經濟區長江流域。大江南北，幾乎都給打爛了。
即使與之前幾大封建王朝比，也可看出明朝此時局面有多難：唐朝開國，雖然也歷經戰亂，但唐之前的隋朝，自身豐厚的錢糧儲備，還是成了後來唐王朝開國治天下的家底。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得到的，是一個歷經後周倆代帝國苦心經營，初具繁榮的國家，給北宋的繁榮打了底。元朝一統天下，先有忽必烈在北方的苦心建設，後又全盤接過南宋的富庶家當。要論開國的本錢，比明王朝此時更慘的，恐怕也只有兩漢王朝。
如果論經濟條件說，兩漢開國的局面，都不比明朝好多少。無論西漢高祖劉邦，還是東漢世祖劉秀，開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發展，就連邊境上匈奴鬧得歡，也得打落門牙忍下這口氣。
但就這點說，明朝卻比兩漢還要難：兩漢尚且還能忍一口氣，求個和親，爭個和平環境。而明朝，卻連這條都沒得爭。
朱元璋舉行登基大典的時候，大明王朝的統一戰爭，並未真正結束。同時徐達常遇春的北伐大軍，還正在浴血奮戰。一直到這年七月，明朝才攻克元大都，驅逐元王朝，隨後又一路北進西討，發動對元朝殘部的征伐，相繼收復山西，陝西，甘肅各省並招撫收服青藏，這期間雙方在北方，發動了多次十萬人以上規模的大會戰。一直到洪武五年（1372年），北方纔暫時太平。南方一直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才平定雲南，徹底掃平南方。然後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朝收復遼東。換句話說，僅完成國家的統一戰爭，大明王朝就斷斷續續，用了二十二年。更何況與元朝殘餘力量，即北元王朝的對峙，更是終朱元璋一生。
這就是明朝此時的困局，以一個經濟疲敝的江山，沒有和親妥協的可能，卻要在支撐長期戰爭的同時，完成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穩定。僅此一條，便是一個艱辛的任務。更何況開創盛世，奠定偉業，這更是難上加難。
然而就這麼一個難上加難的事，明王朝卻真辦到了，三十年的苦心經營，明朝一邊打仗一邊搞建設，兩手抓兩手硬，不但統一江山，追亡逐北，橫掃北元。更締造了一個足以笑傲青史的“GDP成就”：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王朝的耕地總數達到八百五十萬頃，比宋朝的最高數據多三百多萬頃，更是元朝最高數據的四倍。國家是年的稅糧收入更高達三千二百萬石，是元朝最高數據的三倍。全國的人口根據後世的估算，接近了六千七百萬人，突破了此前中國歷史的人口最高紀錄。國家的財政儲備，按照《明史.食貨志》的記錄，各個州縣的府庫都糧滿倉，甚至存到“紅腐不可食”，政府富得流油，老百姓生活又如何呢？這時期有民歌就可佐證：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呼囂隳突不聞聲。
（明仇英《清明上河圖》，表現了明朝時期市井繁華）
這個開國時期經濟貧困，民生凋敝，內憂外患，戰火不息的明王朝，歷經三十年治理，成爲一個國富民強，經濟繁榮，生機勃勃的國家，這就是朱元璋締造的大奇蹟：洪武盛世。
二、國家強力干預經濟
“洪武盛世”這個奇蹟，朱元璋是怎麼辦到的？
歷代封建王朝，打完天下後治理天下，方法基本一脈相承，簡單說就是四個字：休養生息。
朱元璋相關的一些政策，和前朝一脈相承：明初的官派徭役極少，農業稅和商業稅，都基本降到三十稅一，更是以身作則，自己的飯菜吃的簡單，衣服穿的樸素，連出行的車馬裝飾，都用銅不用金，有官員給他進獻奢侈品，不但二話不說砸了，還把送禮的整個半死，如上種種，好些都成了流傳至今的美談。
但僅靠這些美談，是很難突破明初困局的：明初經濟困頓之深，就像一個遭受重創的傷者，如果要想恢復健康，休息和護理固然重要，強心針有時候更是必須。
於是朱元璋，以其精準的眼光和堅忍的膽略，爲大明王朝的肌體，打入了三支重要的強心針。
第一支強心針，也正是風險最大的一針，歷史上的稱呼，叫“洪武大移民”。
“洪武大移民”，即明初開始的移民墾荒運動，也就是爲解決明初各地地荒勞力少的難題，利用中央集權的行政能力，將人口稠密地區的農民，整體搬遷移民至人少地區定居。
這辦法並非朱元璋首創，但要和朱元璋的“洪武大移民”比，之前的歷次移民運動，都可謂小巫見大巫。
朱元璋的“洪武大移民”，對象比較固定，主要是人口稠密的江西，江南，山西三地。但移民的目的地，範圍卻極其廣大：往東到遼東，往北一直到內蒙古地區，往西一直到甘肅地區，往南甚至一度到了雲南南部地區，覆蓋範圍之廣，可稱歷史之最。
至於移民的次數和規模，放在古代交通條件下，可以說龐大到恐怖：從明朝開國前，遷移蘇州百姓到鳳陽開荒算起，朱元璋在位時期，僅《明實錄》和《明史》中記錄的大規模移民，就有十三次之多。前後遷移的人口，有數字可考的，加起來就有一百六十萬之巨。甚至學者陳梧桐在其著作《明史十講》裏估算，真正的數字很可能突破三百萬人。這是中國古代史上一次史無前例的人口大遷徙。
移民的風險，一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國農民素來安土重遷，何況這麼大規模的離鄉背井，勢必會有牴觸。二是交通條件，古代的交通條件不方便，一路山高水長，一次遷移就意味着迎來一堆麻煩。中國古代史上，移民移出動亂甚至起義的，從來都不算少。
但強人畢竟是強人，朱元璋既然決心辦，自然也有辦法，首先是規劃周詳，洪武三年在河南設司農令，統籌移民事宜。然後是定福利標準，只要願意搬家，不但免三年稅糧，發優厚路費和生活費，而且移到新地方後，你能種多少地，就佔多少地，種地的農具，種子，耕牛甚至頭兩年的糧食，全都政府提供，條件極其優厚。
饒是這樣優厚的條件，反對聲還是四起，特別是當時的移民，大多家鄉都在富庶的江南，山西地區，日子過的還可以，離鄉背井往窮地方搬，換誰也難答應。但朱元璋也留有後手，不答應？強制搬遷！方法就是“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確切說，就是一家人裏，老幼婦孺留下，青壯勞力搬家。按照一些野史的說法，當時的搬遷過程，移民們都是捆着走，上廁所才解開繩子，所謂“解手”就是這麼來，而移民遷走前，村村哭聲震天，家家悲傷別離，景象極爲悽慘。
（古代人口遷徙圖）
後世很多史家說到這裏，好些就開始詬病朱元璋，說這場史無前例的移民運動，給百姓帶來慘重的苦難。但必須看的是，持續三十年，前後十餘次的移民運動，固然製造了無數家庭的分離。但如果細比一下，相較於中國曆代幾次重大的“政府性工程”，諸如秦長城，隋大運河之類，明朝這場規模更加空前的遷移運動，卻未曾釀成類似前代的變亂，僅此一條，就足夠值得後人正視。
而且一個後世正史都承認的事實是，在從頭至尾的整個移民過程裏，政府對於移民的待遇允諾，幾乎每一條都完全兌現，稅減了，路費發了，安家費有了，離鄉背井的移民們，在全新的家園，獲得了更多的土地，從此開始了新的拓荒。強人朱元璋治下的大明朝廷，以其高速的效率和強力的執行力，完成了這個空前的人口遷移。諸多原本荒蕪的地區，獲得了大量勞動力，經濟開始高速回升。對於明朝經濟的復甦乃至中國的人口版圖佈局，甚至縮小地方經濟差距，促進民族融合，這事都影響深遠。
但就明初的經濟困局來說，這一支強心針，顯然遠遠不夠。
於是，朱元璋又緊接着打了第二支強心針，這支針按照現代的說法，叫公共設施建設。
比起“洪武大移民”百萬人的遷移規模來，朱元璋的公共設施建設力度，也是同樣強大。
但從操作難度說，這事同樣不是鬧着玩，技術含量高，執行細節繁瑣，風險性更大，最近的反面教材，就是元朝滅亡，所謂“石人一支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一個閃失就出大事。
而這件事的難度，一是財政實力，二是可行性，必須得抓最緊要的地方修，三是執行力，好政策得落實到位，所有細節都要抓。
而朱元璋的做法，套用老百姓的一句俗話，就是有多大荷葉，包多大糉子。
朱元璋的水利工程，從打天下的時候就開始修，早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就設置了專門負責水利的營田使，負責人就是其麾下的名將康茂才，從那以後打下一塊地盤，就修一處水利，確保了轄區內的農業生產和軍用供給。
等到明朝開國後，水利工程，更成了朱元璋治國的頭等要事，登基第一年就下詔：民間凡是有關於水利事務的奏疏，必須立刻奏報。但執行起來，卻是循序漸進，開國的頭幾年，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生產相對富庶的江南和淮西地區，比如先於洪武元年（1368年），修和州水堰200多裏，五年後，又大修嘉興，松江地區水利，動用民夫萬人，不但疏通水路，更開上海胡家港1200多丈，打通海運要道。
（畫作：朱元璋）
隨着明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益穩固，明朝的水利工程項目，更擴展到全國。包括廣西，陝西，甘肅，浙江，福建，廣東，都有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建設。卻並不是盲目修，而是和此時明王朝諸如移民，屯田之類的大動作息息相關，哪裏開荒種地，配套的水利工程，立刻跟上，種到哪修到哪，生產和灌溉無縫對接。
而縱觀整個朱元璋時期的水利工程，主要有三個特點，一是工程質量高，修好的水利工程，確保使用幾十年。二是工程量大，行動密集，終整個朱元璋執政時期，大規模的水利工程一直沒停，幾乎上馬一個項目，就是幾萬人的人力。三是次序循序漸進，以江南經濟區爲中心，向周邊擴展，幾乎散播到兩京十三省，進度非常科學。
而朱元璋的苦心也沒有白費，他在位時期，明朝的水利工程成果，到了一個極其驚人的數字：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王朝修築塘堰40987處，河流4082處，堤壩5048處。成就極其顯著。
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貫穿南北的京杭大運河，朱元璋對於這條主幹道，態度極其慎重，洪武時代明朝的北方物資供應，還是以屯墾爲主，海運補給爲輔，這條南北大動脈的完全恢復，還是明成祖朱棣時期的事情了。
除了興修水利外，朱元璋終其一生，還大力整治大明朝的公共交通，修治了連接各省的驛道，並設立了完備的驛道管理制度和考覈制度。這個翻修得煥然一新的江山，也因此重新連成一片。
而打下這一支強心針的明王朝，效果更是立竿見影。交通的恢復與延伸，不但提升了政府行政的速率，更連通了工商業往來。水利工程的全面鋪展，也爲明初開始的墾荒熱潮推波助瀾。經濟的復甦增長，從此開始加速。
三、決定性的第三針
而上面兩支強心針，之所以打得如此順利，卻更與朱元璋打的第三針有關，這一針與其說叫強心針，不妨說是活力針。
即使在很多史家眼裏，“活力”二字，似乎與朱元璋不沾邊。朱元璋一生都致力於強大的中央集權，政治上廢宰相制，強化特務統治，民生上雖說大搞社會福利，推廣“公費醫療”（惠民藥局）“國家救濟”（養濟院）“免費公墓”（漏澤園），但法令條律森嚴，細化到穿衣吃飯，裝修蓋房，處處都是規矩，一不留神就犯法。着實很沒“活力”。
但爲大明王朝，乃至中國古代史，注入新活力的，卻是他在位時期，兩道看似不起眼的詔書。
第一道詔書，載於《皇明詔令》中的《正禮儀風俗詔》，其中有話：“佃見田主，不論齒序，並如少事長之禮。若在親屬，不拘主佃，則以親屬禮行之。”意思是佃戶見了自家的地主，無論年齡大小，要行小弟見兄長的禮節，如果雙方是親屬，那麼不論地主與佃戶的身份關係，要行親屬的禮節。
第二道詔書，發佈於明朝洪武十一年（1378年）五月，朱元璋給工部下詔，命令“在京工匠上工者，日給柴、米、鹽、菜。”又規定“休工者停給，聽其營生勿拘”。這兩段詔書的意思連起來是：在京城服役的工匠們，在幹活的，每天都要補助柴火米糧和油鹽蔬菜，沒有在幹工作的，雖然不發這些東西，但他們也可以幹別的營生，不要因此拘捕他們。
兩道詔書，第一道講的是佃農見主人的禮儀，第二道講的是工匠在京城幹活的津貼。看似是不起眼的小事，然而放在封建社會看，卻都是不簡單的大事。因爲這倆道詔書對應的，恰是之前元朝平民的兩個底層制度：佃農制度與匠籍制度。
先說佃農制度，也就是佃戶和地主的關係問題，《元典章》裏明文規定，地主和佃戶之間，要行嚴格的主僕之禮，甚至地主如果打死了佃戶，也不過是打板子賠錢了事（杖一百七，徵燒埋銀五十兩）。所以元朝統治九十多年，沒有土地的佃農，基本的就是非人的生活。
但朱元璋這樣一改，情況就不一樣了。原本是尊卑有別的主僕關係，這下成爲“少事長”的兄弟關係，雖說還是地主高，但地位一下子拉平了。再想拿佃農當動物使喚，法律首先就不答應。
而且朱元璋也不僅搞形式，接下來還有內容：首先是地主如果打死了佃農，照樣殺人償命，打板子賠錢都沒用。如果地主想要佃農替自己服勞役，得給佃農勞務費，法定價格是“須出米一石，資其費用。”拿着佃農當奴才，想怎麼拿捏就怎麼拿捏的“好日子”，至此到頭了。
）
第二道詔書的影響，同樣極其深遠，給工匠們發津貼，看似是小事，觸動的卻是之前元朝手工業的重要制度：匠籍制度。
所謂匠籍制度，就是將全國的工匠們編訂成專門戶籍，入籍的工匠，便是匠戶，一個工匠不入籍，就等於沒活路，如果入了籍，不但一輩子幹這營生，而且子子孫孫，世代都要幹。
元朝實行匠籍制度，主要爲了用工方便，要幹個什麼活，直接按匠籍抓人，幹活的工匠，不但路費要自理，來京城幹活的生活費要自備，而且幹活也沒酬勞，只有一些粗劣的食物，且絕不允許期間做別的營生餬口，抓到就是重罪，命運極其本文作者
洪武十一年的這份詔書，一切開始改變：給工匠們發津貼，數額雖不多，但日子總算好過，更重要的改變，卻在八年後發生了：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王朝正式規定，各地匠戶每三年上京服役一次，每次不超過三個月。這樣一來，工匠們終於不需要常年從事低廉的勞役，有更多的時間從事自家的營生。又過七年，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法令再次修訂，工匠們按照工種的不同和路程的遠近，重新編訂服役時間，這些輪流服役的工匠，便被稱爲“輪班匠”。而在皇宮內府服役的工匠，更可按照工種每月領工錢。這一系列看似微不足道的演進，卻堪稱匠籍制度的重大突破。
說重大，因爲這樣的突破，不止在工匠們拿錢多了，自由度大了，服役期短了，最重要的，卻是身份的演變。朱元璋身後，在明朝永樂年間，工匠們終於有了更大的自由，服役也有工錢拿，而且服役以外的時間，更可以自主從事營生。按照《明會典》裏的話說，就是“自由趁做”，他們有了自由。
佃農上了身份，工匠有了自由，這便是朱元璋一生執政中，另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這些原本被緊緊捆綁在元朝等級制度上的草根們，從此可以在新的王朝自由的舒展，佃農們可以挺起腰桿幹活，工匠們更不止會被強迫的勞動，反而有了更多創造的機會。
僅從倆個事實，便可窺見這個成就的意義：1，朱元璋在位三十年，農民開墾新荒地的數量，每年幾乎都是滾雪球增長，明朝建國的頭十二年，即洪武元年（1368年）至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朝的新墾荒地，就達到一百八十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一頃，而洪武二十六年的耕地數目，更是洪武元年的四倍還多。中國古代史上再難找到第二個這樣的農業騰飛奇蹟。2，明朝的手工業，在經歷了洪武時代的累積後，特別是諸如陶瓷，絲綢等行業，一反元朝時代的粗糙形象，重新煥發起燦爛的美麗。比如陶瓷業，洪武元年一片廢墟的景德鎮，到洪武晚期，已重新成爲陶瓷重鎮，製作工藝方面，永樂時期的錐拱，脫胎，宣德時期的鏤空，這些明朝獨創的新技術，今天依然閃爍着奪目的美麗。而這一切，毋庸置疑，正來自洪武時代，不起眼的改變，激發起的強大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