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爲翰林院檢討的曾國藩與僕人陳昇發生了一場衝突。因爲窮困拮据而脾氣又大，曾國藩早已被陳昇看不起，在這場口角衝突後，陳昇捲鋪蓋另尋高枝去了。這件事使曾國藩頗受刺激，還寫下了一道《傲奴》詩：“??胸中無學手無錢，平生意氣自許頗，誰知傲奴乃過我!”
另一件證據更有說服力。
曾國藩爲人重感情，對親戚關係十分重視，稍有餘力，必加賙濟。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國藩進京爲官前，曾專門去看望幾位母舅。當時他的大舅已年過花甲，卻“陶穴而居，種菜而食”，過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國藩不覺“爲惻然者久之”。 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時，向他預約工作說：“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長沙，臨別握着曾國藩的手說：“明年我親自送外甥媳婦(曾國藩的妻子)去北京。”那意思是到北京跟曾國藩享兩天福。曾國藩說：“京城苦，舅勿來。”南五舅說：“好吧，但是我早晚得找到你當官的地方呆兩天。”說話間已然泣下。
曾國藩進京爲官，使得所有親戚對他寄予厚望，認爲天子腳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們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國藩當官已好幾年，卻沒有餘力賙濟他們。五年後江永燕貧病而死，沒沾到外甥一點光。大舅依然沒有房住，南五舅也沒能到北京享福。
翰林爲國家儲材之地，地位清要。翰林院檢討等職，其地位略似今天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處級以上各級研究員，成天與皇帝和高級大臣打交道，出席各種重大典禮，面子上十分風光。然而與此相對照的是，經濟待遇卻特別低下。
在清代俸祿體系中，曾國藩這樣的七品京官年俸45兩。乾隆體恤京官不容易，規定從乾隆元年起，京員例支雙俸，也就是開雙份工資。45兩“雙俸”，不過爲90兩。此外“每正俸銀一兩兼支米一斛”，還有45斛(22.5石)“祿米” 。這就是他的全部收入來源。以1石糧食值1兩5錢4分銀子計算，數項相加，曾國藩一年的收入不過124兩6錢5分。
那麼京官們一年要花多少錢呢?
張之洞在《請加翰林科道津貼片》給京官們算賬說：“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須一金。歲有三百餘金，始能勉強自給。”也就是說，普通京官，一年財政赤字通常近二百兩之譜。所以做京官確實是一件極爲賠錢的買賣。因此我們也更明白，爲什麼曾國藩要那麼不辭辛苦地拜客，甚至連各地卦店都要拜到。
清代京官之窮，今人實難想象。有記載清代京官有人窮到“不能舉火”。清李慈銘記載他一個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清人筆記中，有翰林曾作詩這樣描述自己的悲慘生活：“先裁車馬後裁人，裁到師門二兩銀(師門三節兩生日，例饋賀儀銀二兩)。惟有兩餐裁不得，一回典當一傷神。”
曾國藩進京爲官前，他那富有遠見的老祖父就對家裏人說：“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爲業，不可靠他吃飯。”這句話一方面說明老人深明大義，不願以家累拖累曾國藩仕途上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說明翰林之窮是全社會都知道的事實。
因爲生活實在太困窘了，曾國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斷爲“利心”所擾，並導致不斷的自我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