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彰阿的故事大家喜歡嗎?今天小編就爲大家詳細解讀一下~
有句話說得好，“沒有人能夠隨隨便便成功”。剛進入官場時，曾國藩也是如此。他飽受摧殘，被官場折騰得七葷八素，無法釋懷，也無處訴苦。
自從步入官場後，整整十二年的時間內，曾國藩“毫無進步”，他眼看着那些有錢的、有勢的、有朋友路子的同學，都各自紛飛、謀求財富去了。他只能像一個“留了級”的學生，遭受着同僚的白眼，感嘆着世間的無奈。
在曾國藩的眼中，即使你“滿腹經綸、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又有什麼用呢?在這個現實的世界中，面對金錢和權力，真才實學往往不值一錢......
就這樣，沒有靠山、沒有背景、沒有後臺，曾國藩的升遷之路就可想而知。當時，曾國藩只是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在翰林院內部考試中拔得頭籌，從“任翰林院檢討”升遷到了“補授翰林院侍講”。
“任翰林院檢討”，是一個七品官員。“翰林院侍講”的官職爲從六品，也就是六品半。
可見，用了整整十二年的時間，曾國藩才升了“半品”。照這個速度升上去，等曾國藩位極人臣時，他的墳頭都長滿草了。
然而，讓人萬萬沒想到的是，就在這個時候，上天終於垂青了這個“窮翰林”，曾國藩開始了自己“如火箭般”的升遷之路。
看看他是如何升遷的:道光二十年(1840年)，30歲，居庶吉士散館，任翰林院檢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33歲，升任翰林院侍講(實習)。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33歲，補授翰林院侍講。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35歲，升翰林院侍講學士。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35歲，任文淵閣直閣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37歲，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頭銜。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38歲，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39歲，升授禮部右侍郎。同年，署兵部左侍郎。道光三十年(1850年)，40歲，署工部左侍郎。(根據傳統，左比右大。)就這樣，從道光二十三年開始，曾國藩幾乎每年跳一級，六年七遷，連跳十級，從一個六品小官一躍成爲國家二品大員，他的仕途真是一路平坦，青雲直上，堪比火箭上天。
要知道，雖然這句話很難聽，但這種恐怖的升級速度，跟曾國藩個人的勤奮、努力一點關係都沒有。唯一的解釋，是曾國藩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貴人”，
憑藉着這棵大樹、這座大靠山，曾國藩才能夠扶搖直上，一飛沖天。這個提拔曾國藩的貴人，就是穆彰阿。殊不知，這個穆彰阿，是清朝一個著名的大貪官，還是一個“鉅貪”。
穆彰阿(1782—1856年)，字子樸，號鶴舫，郭佳氏，滿洲鑲藍旗人。自康熙朝開始，郭佳氏一族就是威震天下的豪門。所以，從穆彰阿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是一個驕傲、自豪的豪門之子，一個含着金湯匙的富N代。顯赫的家族背景下，他根本不會出現意外，從考中進士的那一刻起，穆彰阿就開始了自己平步青雲，一路順風的官場之路。
從嘉慶朝開始，穆彰阿就擔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兵部尚書、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太子太保等重要職位。最終，他官拜國家一品大員、內閣大學士、軍機處行走，成了國家的封疆大吏。
雖然官職顯赫，在朝野之中幾乎一手遮天，但可惜的是，穆彰阿不僅是一個貪官，還是一個鉅貪。
據《清史稿》記載:
“自嘉慶以來，典鄉試三，典會試五。凡覆試、殿試、朝考、教習庶吉士散館考差、大考翰詹，無歲不與衡文之役。國史、玉牒、實錄諸館，皆爲總裁。門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號曰‘穆黨’。”
可見，穆彰阿爲了能夠大權獨攬，向上他阿諛奉承，溜鬚拍馬，揣測皇帝的心思;向下他排除異己，結黨隱私，並且利用各種考試的機會，廣收門徒，拉幫結派。
如果打一個形象比喻的話，這位穆彰阿，就像乾隆皇帝身邊的和珅。那麼，曾國藩幹了什麼事情，讓這位“和珅”對自己刮目相看，委以重任呢?曾國藩之所以被穆彰阿看中，原因不是他的才華，也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鑑寶”的本領。這個本領讓穆彰阿認爲其有用，就將其收入門下、慢慢培養了。
這個“鑑寶”的本領，是這麼回事。
據說，有一次穆彰阿家中有喜事，他舉辦了一次大規模的聚會。聚會期間，大家都玩得很“嗨”，穆彰阿也玩得很高興。爲了繼續盡興、也爲了炫耀，穆彰阿就拿出了一幅珍藏已久的《唐宮仕女圖》，讓大家欣賞。
作爲“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唐宮仕女圖》肯定價值連城，堪稱無價之寶呀。一經展出，賓客們立刻蜂擁而上，大家無不交口稱讚，上前阿諛奉承、歌功頌德。
就在穆彰阿被這些語言“拍”得飄飄然時，一個人的一番話，卻徹底給他潑了一身冷水。
“穆大人，這幅畫大概是一個贗品......”說這句話的人，正是曾國藩。
可想而知，聽到上述的評價，穆彰阿立刻青筋暴露、一臉怒氣地大吼道:
“誰這麼大膽!在老夫的宴會上，也不給老夫留面子。難道是嘲笑我穆彰阿眼拙不成!”
見穆彰阿大怒，曾國藩嚇得不輕，他“撲通”一聲跪倒在地，什麼話也不敢說，只能一個勁地哆嗦。
過了一段時間，穆彰阿也覺得過了，自己什麼身份，爲什麼跟這個無名小卒一般見識。想到這些，穆彰阿稍微平靜了一下心情，他對曾國藩說道:“老夫不怪罪你，你且說來，這幅畫怎麼就是贗品了?”
曾國藩戰戰兢兢，頭不敢擡地回答道:“啓奏大人，這幅《唐宮仕女圖》，絕對巧奪天工、完美無缺，但經小人觀察，此畫紙其爲細膩，這就有問題了。”
“哦，什麼問題，說來聽聽。”
“大人博學多才，自然是知道的，唐代時候的宣紙，大都比較粗糙，而此畫所用宣紙卻非常細膩，絕非唐朝的紙張。可見，紙非唐朝的紙，畫肯定也不是唐朝的畫，還請大人明察。”
“原來如此......”
從那以後，穆彰阿就對曾國藩刮目相看，認爲這麼明察秋毫的人，肯定是一個人才。就算不是人才，也能成爲自己的私人“古董鑑定師”，讓自己少花冤枉錢。
後來，通過越來越多的接觸，曾國藩的博學多才、治國安邦的本領逐漸地顯現了出來。到了最後，穆彰阿正式收曾國藩爲自己的門徒，而曾國藩本人，也終於找到了自己的靠山，開始了恐怖的升級之路。
當然，曾國藩這麼幹，到底是出於“辦大事者不拘小節”的思想，還是他看透了這個社會，遵循一種“我要放棄所有原則，先混進去，臥薪嚐膽地往上爬，先得到權和錢，再找到對方的把柄，以報今日之仇”的主張行動，就不得而知了。還是各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
成也穆彰阿，敗也穆彰阿
自從傍上了穆彰阿這棵大樹後，曾國藩開始了恐怖的升遷之旅。短短六年，他連跳十級，從一介小官變成了國家的封疆大吏。
此時此刻的曾國藩，應該是春光得意、趾高氣揚的，畢竟自己幾乎每年跳一級，仕途真是一路平坦。
但是，這一切的一切，都因爲一個人的死，而被畫上了一個悽慘的句號。
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皇帝駕鶴西去，享年69歲。同時，咸豐皇帝登基稱帝，開啓了一段屬於自己的時代。
一個新的時代，就此到來。
當然，不是每一個“老人”，都能在這個新時代裏生存。
親愛的穆彰阿，作爲上一個王朝的“餘孽”，您準備好了嗎?朕來了!
秉持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原則，咸豐皇帝剛剛登基，在其父皇身體未涼、還沒入土爲安時，他就突然發難，開始攻擊穆彰阿了。
即使這位老臣提出了有利於國家的建議(不要重用林則徐)，咸豐皇帝也不念其好，他網羅了無數的罪名，準備將其嚴懲不貸了。
咸豐皇帝網羅的這些罪名，歸結如下:
一、穆彰阿小忠小信，僞學僞才，保位貪榮。
二、穆彰阿結黨營私、排除異己、深堪痛恨。
三、穆彰阿妻妾成羣，生活糜爛，無所作爲。
四、穆彰阿口蜜腹劍、緘口不言，在我派林則徐去粵西剿匪時，他說此人“柔弱病軀，不堪錄用”，還說他“未知能去否”，最後導致林則徐慘死他鄉，這是妖言惑衆、蠱惑人心，甚是可惡。
總之:若不立申國法，何以肅綱紀而正人心?又何以不負皇考付託之重?
不管是我的意思，還是我爸爸(皇考)的意思，你都必須死。
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可想而知，對於穆彰阿來說，用這些罪狀來彈劾自己，真是太冤了。
說我僞學僞才、結黨營私、排除異己也就算了，這些我都認。但是您說我“妻妾成羣，生活糜爛”?後宮佳麗三千的人，居然還說我!咱倆到底誰“妻妾成羣，生活糜爛”呀?
對於最後一個罪狀，這根本就是扣屎盆子嘛!
在推薦林則徐去剿匪這個問題上，我只是說他身體不好，恐怕承受不了，這怎麼就成“妖言惑衆、蠱惑人心”了。而且林則徐客死他鄉，跟我有什麼關係呢?那些推薦他去的人，才難辭其咎呀。憑什麼懲罰我!
當然，不管穆彰阿如何抗議、如何委屈，他還是非常識趣的。穆彰阿上交了所有錢財，請求辭職，下崗回家了。
對於穆彰阿的請辭，咸豐皇帝很是“配合”，他發佈了一道命令:“第念三朝舊臣，一旦置之重法，朕心實有不忍，從寬革職永不敘用”，沒有要穆彰阿的命，讓他安心地回家了。
咸豐六年(1856年)，在曾國藩指揮湘軍血戰南昌時，穆彰阿在自己府中鬱鬱而終，享年74歲。
一代禍國殃民的權奸佞臣，終於走完了自己罪孽深重的一生。
這個誤國誤君的奸臣權佞死了，朝野上下自然是“人心振奮”，大家都歌頌咸豐爲曠世明君。所有官員都挨個上前痛罵穆彰阿，以表明自己的立場，發誓效忠新君。
殊不知，在這種背景下，曾國藩的處境，就非常尷尬了。
因爲，天下人都知道，曾國藩是穆彰阿的死黨，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樹”都倒了，還留着這個“猢猻”幹啥?作爲穆彰阿的“接班人”，曾國藩肯定會步其後塵、灰飛煙滅了。
這種結果，真可謂“成也穆彰阿，敗也穆彰阿”......
在這種背景下，曾國藩惶惶不可終日，他天天寢食難安、坐立不寧。最終，曾國藩想了一個好辦法，他決定當一個直言進諫的大臣，重新得到皇帝的青睞。
曾國藩有這種想法，無可厚非。因爲，當時正好有這麼一個條件，能夠成就曾國藩的這個壯舉。
原來，咸豐皇帝登基後不久，他就發佈了一道政令——廣開言路，尋求賢才。
咸豐皇帝發佈這條政令，就是做做樣子，樹立一下自己的形象，給天下人看看罷了，僅此而已。但是很不幸，曾國藩當真了。
這就完了!從那以後，曾國藩開始不斷地直言進諫，真把自己當成了“股肱之臣”了。曾國藩要當春秋時的屈原，唐朝的魏徵，宋朝的寇準，明朝的海瑞，他要以剛正不阿、直言進諫爲己任，成爲一個爲國爲民、青史留名的好官。
如果您真這樣想，您就中計了。
歷史的真相，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曾國藩之所以這麼幹，是因爲一個故事，一個《二十四史》裏家喻戶曉的故事。這個故事裏有一篇文章，叫作《諫逐客書》。它的作者叫作李斯。話說公元前237年，秦國的嬴政幹掉了仲父呂不韋，從此開始大權獨攬，
唯我獨尊。爲了徹底消滅呂不韋的殘餘勢力，秦王嬴政聽信了小人的讒言，發佈了一道非常缺心眼的政令:“驅逐秦國境內所有的六國人士!”
這就不好玩了，要知道，任何時代都是人才的時代，沒有六國人士的鼎力加盟，根本就沒有強大的秦國。您把這些人才都轟走了，這不是削減自己的實力，壯大六國的產業嗎?
眼看秦國就要衰敗下去，就在這個時候，楚國人李斯向秦王嬴政上千古名文《諫逐客書》，用他優美的語言，深入淺出的道理，讓秦王嬴政收回成命，併爲自己打通了仕途之路。
當然了，曾國藩選擇這個故事，絕不僅僅是因爲李斯的“直言進諫”，這裏面，還有一個更隱蔽的原因——李斯，是呂不韋的門客。
這個歷史事件中有三個人，他們是秦始皇、呂不韋、李斯;而現在這個歷史事件中，也有三個人，他們是咸豐、穆彰阿、曾國藩。
所以，咸豐皇帝就是秦始皇，老師穆彰阿就是呂不韋，而曾國藩就是李斯。
曾國藩的思路是——雖然秦始皇幹掉了呂不韋，卻因其門客李斯的直言進諫，還是重用了李斯。那麼，現在呢?咸豐皇帝幹掉了穆彰阿，作爲穆彰阿門客的我，如果也直言進諫呢......
這就是曾國藩對號入座的邏輯，因此他被這個故事坑死了。
可見，曾國藩雖然飽讀詩書，但他還是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不知道什麼叫作“歷史唯物主義”。
所謂歷史唯物主義，就是要根據當時的歷史、當時的環境來考慮當時的問題。
李斯文采出衆，論證嚴密，氣勢貫通，秦始皇正需要這種人才。而你曾國藩呢，能寫出李斯那樣的文章嗎?
此外，關於重演歷史這個問題，你徵求過咸豐皇帝的同意嗎?
要知道，咸豐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羣衆演員，他是一個超級大牌，更是一個戲霸。
讓我當秦始皇，反了，你!
就這樣，在這種歷史唯物主義思想下，咸豐元年(1851年)五月，趁着咸豐皇帝“廣開言路，尋求賢才”的熱乎氣，曾國藩終於當了一回李斯，他上奏了一篇永載史冊的奏摺，史稱《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
最終，就是這道奏摺，讓曾國藩身敗名裂，下崗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