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22日長沙革命成功
在102年前的今天，1911年10月22日(農曆九月初一)，長沙革命成功。
湖南巡撫餘誠格於武昌起義當天接到警報，決定把受黨人影響的新軍調高長沙。調動之際，湖南黨人已得到消息，於是焦達峯、陳作新等立即決定於18日起義。屆時，因城內防範甚嚴，起義不成。19日，焦達峯、陳作新等再次籌劃於24日起義。餘誠格獲知消息，起義便於22日提前發動。
22日晨，新軍四十九標以吹哨爲號，打開軍械庫，取槍械彈藥，分路出發。由北門攻城的軍隊，因巡防營倒戈，長驅直入，佔領軍備局和諮議局。由小吳門攻城的一路與守城的巡防營稍作僵持，亦得入城。下午3點，起義軍進攻撫署。餘減格掛白旗示降，隨後化裝潛逃。黃忠浩等官吏被押上小吳門城樓斬首示衆。當日“中華民國湖南軍政府”宣告成立，發佈《討滿清檄文》。當晚，公舉焦達峯爲都督，陳作新爲副都督。長沙民衆“陳列犧牲，鳴鞭賽興”，以示慶祝。
25日，駐嶽州新軍起義，宣告嶽州光復。30日，寶慶革命黨人起義。成立軍政府寶慶分府。30日，楊任率領湖南陸軍小學堂等校學生50餘人抵達常德，“商民皆懸白旗以示歡迎，並獻牛酒”，常德宣告光復。31日，衡陽黨人周果一發動洪江會黨起義，光復衡陽。
參加起義光復長沙的湖南新軍中的官佐
1962年10月22日古巴導彈危機
1962年10月22日(農曆九月廿四)，古巴導彈危機。
豬灣事件之後，美國對古巴實行全面禁運。卡斯特羅深知自己勢單力薄，便於1962年7月派遣以自己的弟弟勞爾-卡斯特羅率領的代表團前往蘇聯請求幫助。與此同時，蘇聯也一直在認真思索對待古巴的策略，按赫魯曉夫的說法是美國人不會容忍卡斯特羅政權的存在。如果蘇聯不採取決定性步驟保衛古巴，那麼將會引起其它拉美國家拋棄蘇聯，將大大降低蘇聯在全世界的地位。按照這個思路，蘇聯決心將古巴作爲伸向西方深處的橋頭堡。
赫魯曉夫的打算是，在古巴祕密部署核導彈，並且力爭在美國發現之前做完這項工作。這樣即使美國發現並採取措施摧毀它們也不怕，因爲只要有1/10導彈留下來，就能給美國以致命打擊。
蘇聯政府批准了赫魯曉夫的計劃，赫魯曉夫在7月3日和8日參加了與勞爾-卡斯特羅的會談，達成祕密協議。蘇聯決定在古巴部署中程導彈，提供伊爾28噴氣轟炸機，於7月開始實施。蘇聯把運往古巴的貨物改由蘇聯船隻運送，將幾十枚導彈和幾十架飛機拆開裝到集裝箱裏運往古巴。同時，3500名軍事技術人員也陸續乘船前往。每一枚導彈都攜帶一個威力比在廣島的原子彈大2O或3O倍的核彈頭。直到9月2日，蘇聯才公開宣佈，根據蘇古兩國達成的協議，蘇聯將向古巴供應武器和提供技術專家。此時，蘇聯的武器和專家的運輸計劃已基本完成，部署工作已近尾聲。
將核導彈安在美國佬的鼻子底下，赫魯曉夫似乎出了一口惡氣。到底在美國門口埋了一顆地雷，將世界的視角從東半球轉到了西半球。可是，他沒有料到，一場軒然大波由此引起，戰爭危機同樣也威脅到蘇聯。赫魯曉夫也爲自己出了一道難題。
u-2飛機拍攝到的蘇聯運送導彈的船隻，這些導彈被大膽地成排放在甲板上
曾使美國丟盡臉面的U-2飛機爲肯尼迪爭了口氣。在此之前的1960年5月5日，蘇古建交前2天，赫魯曉夫曾宣佈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消息：5月1日，一架美國飛機在飛越蘇聯領空時被擊落了。美國發表聲明稱，這架飛機在土耳其做高空氣象研究，因缺油失去聯繫誤入蘇聯邊界。7日，赫魯曉夫興致勃勃地說，他的第一次講話故意隱瞞了事實。他有證據確定U-2飛機從事間諜活動，在蘇聯領空進行攝影偵察。飛機殘骸已經找到，將在莫斯科展出。駕駛員鮑爾斯活着，將被交法庭審判。這事件美國無論如何也說不圓了。險讓薩姆導彈再打下一架U-2飛機，但得悉在那裏發現了薩姆導彈設施的消息後，中情局長麥科恩認爲這個險非冒不可，他下令立即對古巴西部的島嶼進行拍照。兩名空軍上校起飛，前往古巴西部。事先告訴他們地面可能會有炮火，可是薩姆導彈的射手要麼離開了崗位，要麼睡着了，他們一路平安無事。回來後，他們獲得的新證據令人不寒而慄。從這些照片上已可看到導彈一週之內，16個一或許32個發射場就可供發射，據美國情報委員會估計，蘇聯用這些武器可以向美國本士（西至蒙大拿州的周標一次集中發射4O枚彈頭。而且，當時在古巴的武器大約相當於蘇聯全部洲際導彈發射能力的一半。對照片的分析表明，它們是對準着一批特定的美國城市的。如果發射出來，幾分鐘之內800萬美國人就會喪命。
美國人再也坐不住了。五角大樓馬上擬定了有針對性的訓練計劃，並以此爲藉口向佛羅里達和接近古巴的美軍基地集結軍隊。
1962年10月16日中午11時、下午6時，肯尼迪在白宮兩次召開祕密會議，討論對古巴的行動計劃。五角大樓的“鷹派”提出了兩種強硬措施：一是美國武裝部隊直接攻擊古巴。具體的做法是：先派飛機對古巴進行空襲，摧毀其防禦設施，倉庫和機場；然後派海軍陸戰隊登陸，一舉將蘇聯的導彈、技術人員和卡斯特羅的政權消滅。二是動用500架飛機對古巴進行地毯式的轟炸，主要目標是導彈發射場。
10月22日，肯尼迪發表了他的演說，並警告赫魯曉夫：“從古巴發射的任何導彈都將被認爲是蘇聯向美國的襲擊，必將招致美國對蘇聯的全面報復。企圖闖越封鎖線的任何船隻，都將被美國海軍擊沉。”出乎意料的是，在肯尼迪發出進攻威脅的同時，五角大樓向他報告說，俄國人和古巴人莫名其妙地把他們的飛機一字擺開停放在機場上，像20年前在珍珠港的美國飛機一樣等着被擊毀。肯尼迪開玩笑的命令泰勒將軍派U-2飛機對佛羅里達各美國空軍基地進行高空攝影，說，“如果咱們也那麼着，那倒很有趣哪。”結果，美國的飛機果然也是那樣，大驚失色的空軍部迅速讓這些飛機疏散開來。
在莫斯科，足足13個鐘頭沒有任何反應，然後，美國駐蘇大使收到一份照會，指責美國的“海盜行爲。”，並承認設在古巴的導彈意在用於軍事目的。這份照會被理解爲蘇聯還在舉棋不定，赫魯曉夫措手不及，看來正在拖延時間，以便考慮對策。
核戰爭已是迫在眉睫，戰爭的陰雲比此前或此後的任何時刻都要濃重。事情似乎出現了轉機，下午6點鐘（莫斯科凌晨1點鐘），赫魯曉夫的一封感情激動的長信通過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與美國國務院之間的專線電傳打字機開始傳送過來。蘇聯總理第一次承認在古巴有俄國導彈，他說，他建議不再往古巴運送武器；只要肯尼迪答應不進攻古巴，可以把古巴境內的武器撤除或毀掉。
又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上午9點（在俄國首都是下午4點鐘）前幾分鐘，莫斯科電臺宣佈，9點整將廣播重要聲明。這是和平的最後一線希望。如果赫魯曉夫拒絕肯尼迪的條件，美國就將發動進攻。麥克納馬拉這時估計美國的傷亡將達四萬至五萬人。
蘇聯廣播員開始宣讀俄國的答覆。關鍵在第三段：爲了儘快消除危害和平事業的衝突……蘇聯政府……已發出一道新的命令，撤除你們所謂進攻性的武器，把它們裝箱運回蘇聯。
俄國人事先沒有徵求過卡斯特羅的意見。卡斯特羅因而宣稱他被出賣了，並表示對這個協議將不予理睬。然而他雖能拖延時日，卻不能制止危機的結束。導彈儘管設在古巴的土地上，卻是掌握在俄國人手裏，而且也沒有一個古巴人懂得如何發射導彈。下午1點3O分，三軍參謀長向特遣136艦隊發出信號：不要再上別國的船，不要再顯示武力了。執委會興高采烈，但是總統說，赫魯曉夫這次退讓必然是極爲困難的；並告誡他們切不可聲稱美國取得了勝利。古巴導彈危機終於告一段落了，但美蘇危機卻並沒有就此消除。
蔣介石在西安視察部隊。右爲楊虎城，楊後是張學良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赴西安訓示張學良、楊虎城
在77年前的今天，1936年10月22日(農曆九月初八)，蔣介石赴西安訓示張學良、楊虎城。
10月22日，蔣介石到西安，分別召見張學良、楊虎城，宣佈進一步“剿共”的計劃。張學良不贊成，並說東北軍將士不同意繼續“剿共”、打內戰。他建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大發雷霆，厲聲說：“軍人以服從爲天職，我叫你向東，你就應該向東；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問爲什麼。”蔣介石接見楊虎城時，楊說：“部隊抗日情緒高，剿共士氣低，值得憂慮。”蔣介石說：“剿共勢在必行”，“風吹草動，兵隨將走”，士氣問題他來解決。
1947年10月22日晉察冀野戰軍出擊清風店
在66年前的今天，1947年10月22日(農曆九月初九)，晉察冀野戰軍出擊清風店。
1947年10月22日，經三天激戰，晉察冀野戰軍殲國民黨軍1.7萬餘人，生俘國民黨第三軍軍長羅歷戎、副軍長楊光鈺。
這月，楊得志、楊成武率晉察冀野戰軍乘國民黨軍由關內抽調兵力赴關外作戰之機，開始破擊平漢鐵路，並圍攻徐水。國民黨第十六軍、第九十四軍各1部，分路南援，並急調石家莊的第三軍北進，企圖夾擊晉察冀野戰軍于徐水地區。晉察冀野戰軍以小部兵力兵阻延第三軍北進，主力6個旅於18日南下，20日，將第三軍主力包圍於清風店地區，激戰至22日。
27日上午，蔣介石在張、楊陪同下，向參加長安軍官訓練團的軍官、西北“剿總”和十七路軍總部上校以上軍官和駐西安各部隊團長以上軍官訓話。他說：“我們革命軍人先要明禮義，知廉恥，在家要盡孝，要孝順父母；爲國要盡忠，要服從長官，這是我們革命軍人的本分。同時，我們革命軍人要分清敵人的遠近，事情的緩急。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產黨，爲害也最急；日本離我們很遠，爲害尚緩。如果遠近不分，緩急不辨，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後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樣在家是不孝，爲國是不忠，對這樣不忠不孝的軍人，是要予以制裁的。”
張學良對蔣介石阻止人民抗日救亡的做法十分憤慨，他趁在洛陽向蔣祝壽之機，單獨會見蔣，要求領導抗日救亡。蔣大發雷霆說：“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個國家、整個民族，反對我，就是反對政府，就是好黨暴徒。
中共軍民合力破壞保北鐵路，切斷敵之交通，阻敵南援
1959年10月22日火箭探月使月球出現新的“火山口”
1959年10月22日(農曆九月廿一)，火箭探月使月球出現新的“火山口”。
1959年10月22日，蘇聯“共青團真理報”發表文章說，在月球表面的若干巨大的“火山口”和寰形山中，出現了一個新的小“火山口”（陷坑），這個新“火山口”不是某一個小行星偶然墜向月球所形成的，而是由於地球的使者——蘇聯第二個宇宙火箭在月球表面着陸時造成的。
文章說，當蘇聯第二個宇宙火箭抵達月球時，各地都進行了觀測。蘇聯和外國的科學家們已獲得了許多觀測材料。
匈牙利天文工作者洛瓦什觀察到了一個小黑點，看到它從開始擴散到逐漸消滅。英國學者科耳布魯克寫信來說，他在火箭墜落地點觀測到了帶綠色的明亮的雲層。從奧地利、瑞典以及其他許多國家都有來信。
觀測者中有一些人觀測到了火箭撞擊月球時所升起的灰塵和氣體的雲層。另外一些人看到了雲層的影子。據觀測的材料可以得出結論說，當時，由於火箭的撞擊，在月球表面所揚起的塵土雲高達五百到九百公里。大部分升起來的泥土落到了爆炸地點的附近。但是有一部分甚至拋到了離爆炸中心三千公里的月球表面。
最後，文章指出，新的人工“火山口”用強大的望遠鏡可以看到，但將來利用行星際站上的攝影儀器，這個小“火山口”就更容易被找到。
火箭探月使月球出現新的“火山口”
1978年10月22日鄧小平前往日本訪問
1978年10月22日(農曆九月廿一)，鄧小平前往日本訪問。
1978年10月22日，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應日本政府邀請，前往日本進行正式友好訪問並出席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的儀式。這是我國國家領導人第一次訪問日本。在爲期8天的訪問期間，鄧副總理會見了日本天皇陛下，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舉行了會談，還會見了長期爲中日友好做出努力的日本各界朋友。
10月23日，在日本首相福田赳夫舉行的歡迎宴會上，鄧副總理說：“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生前對中日友好事業曾經給予極大的關懷。1972年9月，田中角榮前首相和大平正芳前外相訪華，中日兩國政府領導人簽署聯合聲明，實現了邦交正常化，揭開了兩國關係史上的新篇章。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關係在各個方面都獲得了顯著的發展。”“特別是1978年8月12日，中日雙方在中日聯合聲明的基礎上，締結了和平友好條約，從而實現了兩國人民長期以來的共同願望，這是非常值得慶賀的。”
鄧副總理說，中國人民正在爲把中國建設成爲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而奮鬥。“我們需要一個長期的和平國際環境，我們願意同各國人民發展友好合作關係。中日兩國儘管社會制度不同，但是兩國應該而且完全可以和平友好相處。”
10月23日，日本天皇裕仁和皇后良子在皇宮接見鄧小平副總理和夫人卓琳，同他們進行了友好的談話。在會見中，天皇陛下說，日中兩國有着漫長的友好歷史，雖然一時有過不幸的事情，但已經成爲過去。他希望今後加深兩國的親善，長期維持和平。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交換儀式
鄧副總理說，我們也認爲這項條約具有深遠的意義。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今後我們要以向前看的態度建立兩國和平的關係。這項條約是迄今爲止兩國關係的政治總結，也是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的新起點。這項條約，不僅對我們兩國子子孫孫友好下去有着重要意義，而且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和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對世界和平也有重要意義。
10月29日，鄧副總理在離開前，在大阪皇家飯店對日本記者發表談話說：“這次，由於日本國政府和各界朋友的熱情接待和精心安排，我們圓滿地完成了各項友好訪問活動，中日雙方互換了條約批准書，莊嚴宣告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生效，我們共同完成了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任務。”
鄧副總理說：“天皇陛下對我們的訪問如此重視和關心，並給了隆重的接待，我們謹致感謝之意。通過同福田首相的會談，和各界朋友的會晤，以及參觀訪問活動，加深了我們相互之間的瞭解和友誼。”鄧副總理說：“這次訪問，使我們親身感受到廣大日本國民對中國人民的深厚情誼。我們也高興地看到偉大的日本人民在經濟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我們深信，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基礎上，雙方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必將取得更廣闊的發展。”
1985年10月22日許世友逝世
1985年10月22日(農曆九月初九)，許世友逝世。
1985年10月22日，我軍卓越的軍事指揮員許世友因病醫治無效在南京逝世，終年80歲。
許世友1905年2月28日出生於今河南省新縣泗水店區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裏。少年時，他因家貧給武術師傅當雜役，後到少林寺學習武術。1926年8月，他在武漢國民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任連長時，接受革命思想，於當年9月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投身革命。1927年8月，在革命處於低潮時，轉爲中國共產黨黨員，並於當月返回家鄉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11月參加了著名的黃麻起義，開始了在人民軍隊的漫長革命生涯。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許世友歷任班長、排長、營長、團長、副軍長兼師長、軍長、紅四方面軍騎兵司令，在徐向前同志領導下，參加了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的反“圍剿”和長征。他曾七次參加敢死隊，兩次擔任敢死隊隊長，四次負傷。1934年在川陝蘇區反“六路圍攻”時，他指揮三個團保衛四川省萬源城，以與陣地共存亡的氣概，運用靈活機動的戰術，打垮了在數量上佔絕對優勢的敵人，堅守3個月之久，爲保衛川陝革命根據地作出了重大貢獻。
抗日戰爭開始不久，許世友隨朱德總司令出師太行山，投身於偉大的抗日鬥爭。1938年10月，他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第三八六旅副旅長。1939年2月上旬，
他和旅長陳賡在威縣以南香城固地區，以預伏的方式，誘殲日軍一個加強步兵中隊，斃敵大隊長以下200餘人，生俘8人，給日寇以沉重打擊。1940年9月，他調任山東縱隊第三旅旅長。1941年春，他指揮膠東地區八路軍和地方武裝，橫掃敵僞，開闢了膠東地區抗日鬥爭的新局面。1942年2月，他任山東縱隊參謀長。同年10月起，任膠東軍區司令員，領導膠東軍民開展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
解放戰爭時期，許世友歷任華東野戰軍第九縱隊司令員，東線兵團(後稱山東兵團)司令員，山東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黨委副書記，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委員。1948年9月，
他和譚震林、王建安一道，按照中央軍委和華東野戰軍指揮部的部署，指揮部隊經8晝夜激戰，攻克山東省會濟南城，殲滅國民黨軍10萬餘人，基本上解放了山東省，使華東、華北兩大解放區完全連成一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許世友于1953年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三兵團司令員。他參與了當年夏季反攻戰役。歸國後，許世友歷任華東軍區第二副司令員、黨委第三書記，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南京軍區司令員，國防部副部長兼南京軍區司令員、黨委第二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廣州軍區司令員、黨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常務委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74年1月，他任廣州軍區司令員期間，指揮西沙自衛反擊戰，嚴懲了入侵的南越軍隊。
許世友是黨的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八屆十二中全會遞補爲中央委員。在黨的九屆、十屆、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均當選爲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他還擔任過國防委員會委員和第一、第四、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82年9月，在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許世友當選爲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副主任。退居二線後，他仍經常深入農村、工礦、學校調查研究，關心生產發展和羣衆疾苦，向地方黨政機關提出過許多建設性的意見。他還深入部隊視察，關心部隊現代化建設，教育部隊要繼承和發揚人民軍隊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