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法院以“愛國憂國之至情，有可鑑賞之處”爲由，判處主犯三上卓15年監禁，其他人等只輕判了10年及以下徒刑。一幫軍人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刺殺國家領導人，本屬大逆不道的死罪，但只要高喊愛國，便是“政治正確”，可供“鑑賞”。
“摧毀一切現存的醜惡制度!偉大的建設之前都需要徹底的破壞!”
這句話並非來自中國人熟悉的文革時代，而是出自1932年5月14日發佈的《日本國民檄文》，作者爲海軍中尉三上卓。就在第二天，他將子彈射入時任首相犬養毅的太陽穴，日本近現代史上著名的“五一五事件”爆發。
三上卓曾誓言：“願赤手空拳，爲世之先驅，與諸君一起點燃昭和維新的火炬!”昭和維新，就是他不惜以血腥謀殺來極力推動的所謂“國家改造運動”。
三上卓出生於1905年，沒有什麼顯赫家世，雖然考取精英薈萃的海軍兵學校，也許正由於精英薈萃，他的能力難以出衆。
後來接受謀殺案審訊時，他聲稱：“讀到第二、第三年，我對應試教育、填鴨教育頗感不滿，教育必須要以精神修養、人格陶冶爲主。”這話聽起來不無道理，但極端激進的思想也初露端倪。
三上卓還坦白自己讀軍校時的想法：“將來海軍士官若想統帥部下，必須對社會情況有所考慮。”
那他年輕的時候，日本社會是什麼樣子呢?
一戰期間，日本靠着給歐洲各參戰國販賣軍需陡然發家，但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紅利並沒能惠及底層民衆，導致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眼看着富商巨賈燈紅酒綠，大多數百姓卻苦不堪言，同樣出身低微且最不受重視的下層軍人，自然對財閥富商們抱有深深的敵意。
財閥不可靠，年輕人便轉而期待名聲良好的政治家。但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爆發，日本經濟連年遭受重創，無論哪個黨派執政，國家都是一片混亂，軍部高層更是充斥着人事鬥爭，連政治家與高層軍人都不再爲人所信。
不過沒關係，日本人還有一個終極信仰：天皇。
“須舉國無一人反對纔可定下國論，在全日本國民大同團結的基礎上奏請發動天皇大權，奉天皇之名建立國家改造的根基。”
語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作者是法西斯主義思想家北一輝。
在北一輝看來，明治時期，日本天皇與國民一體同心，上下相通;現在卻有財閥與官僚上下相蒙，以至於問題叢生;天皇是“太陽”、百姓是“大地”，政治家與官僚是阻礙陽光普照大地的“雲”。
爲了清除“君側之奸”，重拾“維新精神”，北一輝提出：由天皇授意民衆發動政變，中止憲法三年，改爲實行軍管。
表面上看，這份提案是要建立平等社會，但動聽的口號背後，唯一的實質精神是實行軍管，無限擴大軍隊權力。在北一輝的思想影響下，日本海軍的“國家改造運動”組織“王師會”設立，三上卓成爲其主力干將。
1930年5月端午節，恰逢日本簽訂《限制和削減海軍軍備條約》(通稱《倫敦海軍條約》)，三上卓非常氣憤，揮筆寫下十段四句詩歌，第二段寫道：
“掌權者在上位狂傲，卻無誠意爲國擔憂;財閥以富而驕傲，卻無心爲社稷着想!”
換言之，只要有“誠”、有“心”的“我們”登上高位，自然就會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這種過度簡單化的思維模式結果只能是催生民粹主義，當權政客無法滿足他們的訴求，民粹主義的另一個極端產品便出現了。
1932年初，激進佛教僧侶井上日召組織了“血盟團”，列出一份包括十個人的刺殺名單。2月9日，前大藏(財務)大臣井上準之助遇刺;3月5日，三井財閥總帥團琢磨遇刺。很快，日本警方逮捕井上日召，將“血盟團”連根拔起。
“血盟團”覆滅，與其交情甚篤的“王師會”坐不住了，他們決定於5月15日襲擊東京各個政府關鍵部門，對重要人物實行刺殺，首相犬養毅正是此次行動中權位最顯赫的受害者。刺殺結束之後，參與的軍人按照預先約定全體自首。
對包括三上卓在內的謀殺嫌疑犯審判之時，奇怪的一幕突然出現：一份35萬人的簽名血書送到東京，要求法院將嫌疑犯從輕發落。最終，法院以“愛國憂國之至情，有可鑑賞之處”爲由，判處主犯三上卓15年監禁，其他人等只輕判了10年及以下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