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在全國抗日反蔣高潮的推動下，駐守福建的國民黨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蔣光鼎、蔡廷鍇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及第三黨黃琪翔等反蔣派勢力，公開宣佈與蔣介石所代表的國民黨決裂，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同共產黨合作，開展抗日反蔣運動。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變”。
十九路軍是發動事變的主要力量，其前身是參加過北伐戰爭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當時，這支部隊中的共產黨員較多，國共兩黨黨員相處得也較好，因而在大革命失敗後，這支部隊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周恩來、朱德、葉挺等共產黨人在該部廣大官兵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不久這支部隊又追隨蔣介石，在軍閥混戰中爲蔣介石打敗其他軍閥立下了汗馬功勞，並參加過對蘇區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圍剿”。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十九路軍官兵受到很大震動，開始認識到“連年內戰，槍口不能對外，是造成日寇想滅亡我國的主要原因”。在全國抗日反蔣潮流影響和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政策感召下，十九路軍全體官兵三萬餘人於1931年10月10日在贛州體育場舉行的閱兵式上宣誓：“反對內戰，團結抗日。”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軍衝破蔣介石不抵抗禁令，在上海奮起抗戰，表現了可貴的愛國主義精神，實踐了團結抗日的誓言。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一·二八”事變的決議，支持十九路軍抗戰，並通過上海地下黨組織進行了大量發動羣衆支援前線的工作。《淞滬停戰協定》簽定後不久，蔣介石即令十九路軍調入福建“剿共”，以達到十九路軍與紅軍兩敗俱傷的目的。
十九路軍於1932年7月入閩後，中共中央當即發出《爲十九路軍調閩致福建各級黨部信》，指示福建各級黨組織開展兵運工作，爭取這支抗日部隊。蘇區中央局和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十分重視對十九路軍開展統戰工作，向他們宣傳“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歡迎十九路軍抗日”，使十九路軍深受影響。1933年1月，日寇佔領山海關，侵入華北。中國共產黨爲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粉碎蔣介石對革命根據地的進攻，於1933年1月17日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發表《爲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表示紅軍願意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立即保證民衆的民主權利和立即武裝民衆這三個條下，“與任何武裝力量訂立停戰協定，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共產黨的愛國主張極大地激勵了要求抗日的十九路軍，使他們走上聯共反蔣抗日的道路。
自從十九路軍入閩後，蔣介石不斷電令他們出擊紅軍，蔡廷鍇被迫率部向蘇區進犯。1933年七八月間，彭德懷指揮以紅三軍團爲基幹組成的東方軍在閩西殲滅十九路軍精銳部隊三個團，九月間又在閩北擊敗十九路軍主力，使十九路軍遭到參加內戰以來最沉重的打擊。十九路軍領導人開始認識到，積極反共必然失敗，而消極反共也難以立足;要抗日就必須反蔣，要反蔣抗日就必須聯共。1933年3月22日，蔡廷鍇派遣代表陳公培祕密會見彭德懷，表明十九路軍反蔣抗日的意向。10月間，十九路軍及福建省政府全權代表徐名鴻到達瑞金，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領導人的親切接見。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領導談判工作，並派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潘漢年爲蘇維埃臨時中央及工農紅軍全權代表與徐名鴻直接談判。在周恩來和毛澤東、朱德等人的積極關注和支持下，雙方談判進行得很順利，祕密簽訂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與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反日反蔣初步協定》共十一條。協定規定，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暫時劃定軍事分界線;雙方恢復輸出輸入之商品貿易並採取互助合作原則;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立即釋放在福建的政治犯，並贊同福建境內革命組織的存在與活動。雙方還決定互派全權代表並在協定簽定後由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發表反蔣宣言，立即進行反日反蔣軍事行動之準備。協定的簽定，既爲紅軍打破蔣介石的“圍剿”提供了有利條件，也解除了十九路軍領導人的後顧之憂，加快了“福建事變”發動的進程。
蔡廷鍇將軍(右)與張炎將軍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領導人李濟深、黃琪翔等聯合各地抗日反蔣人士在福州召開“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人民權利宣言》，公開舉起抗日反蔣旗幟。22日，以李濟深爲主席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通稱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建立後，爲了鞏固和加強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關係，又派代表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代表進行了會談，並簽訂《閩西邊界及交通條約》，停止了軍事行動，確定了邊界並恢復發展交通貿易。隨後，從福建往中央蘇區運去大量的食鹽、布匹、藥品、軍械等物資，實際上部分地解除了對中央蘇區的經濟封鎖，對中央蘇區的反“圍剿”鬥爭提供了有力支援。
“反日反蔣初步協定”簽訂後，中共中央即在1933年10月30日發出《致福州中心市委與福建全體同志信》，要求福建黨組織採取與十九路軍合作的態度。蘇區中央局並派羅明、謝小梅前往福州、廈門領導黨組織推動抗日反蔣民主運動。福建黨組織根據中央指示的精神，充分運用“福建事變”造成的有利條件，公開組織抗日反戰同盟會、抗日救國會、檢查日貨會等反帝抗日團體，開展抗日反蔣民主運動，擴大革命影響。福建省政府釋放了在押的政治犯，並允許抗日反蔣革命團體進行公開活動。在這一時期，福州、廈門等地的黨組織和閩西、閩南、閩東等地區的蘇維埃區域都獲得較大的發展。
戴戟
“福建事變”之前兩個月即1933年9月，蔣介石發動了第五次反革命“圍剿”，依託堡壘逐漸向前推進，給紅軍構成嚴重威脅。“福建事變”發生後，蔣介石被迫變更原定計劃，從江西“剿共”前線和滬寧杭一線抽調十一個師入閩“討伐”。形勢的變化對粉碎“圍剿”十分有利，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都提出在軍事上聯合十九路軍打破“圍剿”的正確主張。可惜博古等沒有采納這些正確意見，他們害怕丟失根據地，不敢實行向敵人後方打去的方針，而是繼續在內線作戰，又沒有儘可能地爭取同盟者，繼續把中間派看成是“最危險的敵人”，在軍事上沒有給十九路軍以應有的支援。結果，蔣介石在從容不迫地搞垮福建人民政府後，立即揮師“圍剿”中央蘇區。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不得不進行長征。
儘管中共與十九路軍及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在關健時刻遭受嚴重挫折，但意義非常重大。正如毛澤東說：“無論蔡廷鍇們將來的事業是什麼，無論當時福建人民政府還是怎樣守着老一套不去發動民衆鬥爭，但是他們把本來向着紅軍的火力掉轉去向着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不能不說是有益於革命的行爲，這是國民黨營壘的破裂。”特別是它對於推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