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反清復明勢力
南明政權
自從清朝入關之後，明朝的遺臣擁立一些宗室建立一系列的小朝廷，譬如弘光政權、魯王監國政權、隆武政權(紹武政權)、永曆政權等，史稱南明。但最終被清朝各個擊破。
1648年，南明末代皇帝永曆帝朱由榔遣使臣出使羅馬教廷，請求教廷出兵協助抗擊清朝，並且帶領皇室成員皈依天主教，當時確實獲得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武器上的幫助。但此次出使羅馬並不順利，且輾轉十年之後教皇的回書才被卜彌格帶到交趾(安南)，自此下落全無，而此時南明政權已瀕臨覆滅。
南明滅亡後，不少遺臣不願臣服於清朝，流亡海外。例如朱舜水流亡日本，楊彥迪、陳上川、鄚玖流亡安南。中國出現了天地會、洪門等等一系列以反清復明爲宗旨的組織。
明末軍閥反清
參見：李成棟廣東反正、姜瓖大同反正、金聲桓、王得仁江西反正
明末農民軍
參見：聯明抗清、聯寇抗清、忠貞營、夔東十三家、西山十三家、茅麓山戰役
清初三藩反清復明
明鄭反清
明鄭王朝是一個鄭成功家族在臺灣建立的政權。鄭成功在臺灣建立政權時，曾吸納大量明朝的遺臣爲自己的下屬，並且奉明朝永曆正朔。
由於鄭成功是中日混血兒的緣故，在1645年至1674年期間，鄭成功及其繼任者鄭經曾經先後十次遣使赴日本，請求日本江戶幕府出兵增援，史稱“日本乞師”。但江戶幕府當時秉承鎖國的政策，因此沒有接受這個請求。
鄭經在位時，要求清朝讓東寧(臺灣)和朝鮮一樣，能有成爲清朝藩屬國自主權的要求，這項要求在1669年被康熙帝拒絕了。
傳說陳永華曾化名爲“陳近南”，以“玄天上帝”信仰爲掩護，成立這一祕密組織。該會以異姓結盟，拜天爲父，拜地爲母，尊化名爲“萬雲龍”的鄭成功爲龍頭大哥，從事反清復明的行動。日後並發展出各種不同的流派，成爲讓清廷頭痛不已的祕密社會勢力：天地會。
陳永華(陳近南)——臺灣教育的倡導者，字復甫，福建同安人。陳永華父名陳鼎。陳永華明朝天啓七年1627中舉人;1644年中進士。甲申之變後回鄉躬耕，永曆二年(1648)，鄭成功攻克同安，授陳鼎爲教諭。清軍攻陷同安，陳鼎在明倫堂自縊。當時陳永華十五六歲，爲博士弟子員。清軍入城後，陳永華出逃。當時鄭成功佔據廈門，圖謀恢復明朝江山，於是延攬天下士子。兵部侍郎王忠孝推薦陳永華，鄭成功與他談論時事，後並且高興地說：“復甫，你是當今的臥龍先生。”後授予參軍，並以賓禮相待。但據考證，陳永華此人平時不善言談，只有在部分政見等政治方面的談論才能發揮。
陳永華建設臺灣，以“足民食”爲起點。他親往各地，教軍屯田，儲備糧食;教民煮糖曬鹽，以利民生;教匠燒磚，改善民居。同時劃定行政區域，勵行裏甲互保，使民衆安居樂業。衣食俱足後，又興建臺灣首座孔廟，獎勵教化。同時規劃一套完整的教育制度來培育、拔擢人才。
鄭成功以臺灣數十萬軍民爲根本，在陳永華一干人等的策劃下，鄭成功在臺灣開始和日本、暹羅、安南各地通商;開通閩、浙、粵等地的通商管道。陳永華死後，葬在今臺南縣柳營鄉，後來清朝把他的骸骨遷葬回泉州，現存的僅是空冢。此外，民衆爲感念他的德澤，還設廟祭拜，就是今日府前路上的“永華宮”。
永曆十二年(1658)，鄭成功與諸將討論北征之事，很多人都認爲不行，只有陳永華力排衆議，認爲可行。鄭成功很高興，於是派他留守廈門，並輔佐世子鄭經。鄭成功對鄭經說：“陳先生是當今名士，我留下他輔佐你，你應當以老師之禮待他。”1662年，鄭成功攻克臺灣，授予諮議參軍。1662年5月，鄭成功病死臺灣，其子鄭經繼位。鄭經很是倚重他，軍國大事必詢問他。永曆十八年(1664)，金門、廈門丟失，陳永華隨鄭經回到臺灣。第二年，晉升勇衛，並加監軍御史之職。陳永華親自考察臺灣南北各社，弄清開墾情況，回來後頒佈屯田制度，進行屯田墾殖。土地剛開墾時就一年三熟，不僅戍守之兵，而且當地居民都可以豐衣足食。在農閒時候又進行軍事操練，所以人人都有勇知方，先公而後私。
1665年陳永華向鄭經提出“建聖廟，立學校”的建議。但鄭經認爲：“荒服新創，不但地方侷促，而且人民稀少，姑暫待之將來。”陳永華引經據典，力陳教育之重要。他認爲，臺灣沃野千里，遠濱海外，民風純樸，若能舉賢才以助理，經過一段時間教養生息，便能趕上中原地區。應當擇地建立聖廟，設學校“以收人才，庶國有賢士，邦本自固，而世運日昌矣”。鄭經被說服，同意設立學校，發展臺灣文教事業，並授命陳永華負責有關事宜。
陳永華創建一套自上而下較爲完整的教育體系。全臺設立“國子監”，爲最高學府，各府、州、縣設立“府學”、“州學”、“縣學”。還要求高山族同胞居住區的各社設立“小學”，方便高山族子弟入學受教育。爲了減輕高山族同胞的負擔，鼓勵他們送子入學，特地規定，凡是高山族子弟“就鄉塾讀書者，蠲其徭役”。把教育與選拔人才相結合，推行大陸的科舉制度。規定臺灣兒童必須“八歲入小學，課以經史文章”。三年兩試，“照科、歲例開試儒童。州試有名送府，府試有名送院，院試取中，準充入太學，仍按月月課。三年取中試者，補六官內都事，擢用升轉”。於是，臺灣人民“自是始奮學”。教育和科舉制度的施行，促進了中華傳統文化在臺灣的傳播。
陳永華在承天府寧南坊擇地建造聖廟學院。1666年春正月，聖廟建成，旁建明倫堂。三月，又建學院，陳永華親任主持，聘請禮官葉亨爲國子助教。學校初建，急需大量的教育人才。陳永華一方面通過各種途徑延聘大陸知識分子渡臺，“以教秀士”。另一方面，當時遷居臺灣的明代遺臣“多屬鴻博之士”，鼓勵他們發揮餘熱，協助傳播中原文化。
1674年，陳永華任東寧總制使。這時三藩叛亂，受耿精忠約，鄭經率師伐清。鄭經子鄭克臧監國，陳永華於是協助女婿鄭克臧總管臺灣政務，遂遭馮錫範、劉國軒嫉恨排擠。1680年3月，陳永華自請解除兵權，因憂悒成疾，當年在臺灣病逝。鄭經親臨弔喪，諡文正。清翰林學士李光地聽說陳永華病逝，向皇帝上疏祝賀說：“臺灣長久以來沒有被收復，主要是由於陳永華經營有方。今上天討厭戰亂，讓他殞命，從此臺灣的收復將指日可待。”
《臺灣外志》記載
馮錫範同鄭經回臺，見永華把握重權，而諸事方正敢爲，且又屢受微譏，心實忌之。姑爲陽好，陰與國軒奸謀。軒教錫範解辭兵權以許之，範喜其善策。一日，會永華於公所，範曰：“自愧扈駕西征，寸功俱無，歸來仍居其位，殊覺赧顏。諸凡檢點明白，即當啓辭，杜門優遊，以終餘年。”永華信以爲實焉，歸來即先上啓，解辭兵權。經以示錫範，錫範曰：“伏甫勤勞數載，形神已焦。今欲乞休靜攝，情出於真，宜俯從之。但其所部將士，可交武平伯焉是。”經依錫範議，允永華告辭，將所轄部旅交劉國軒。軒啓辭者再，經令命至三，軒始統永華軍，而錫範仍任侍衛如故。永華方悟爲錫範所賣，悔之無及，心大悒怏。
永華退居無事，偶爾倦坐中堂。有頃，左右見永華起，揖讓進退，禮儀甚恭，似接客狀。賓主言語，唯唯應諾，徐而睡去。逮覺，即喚左右將內署搬徙，讓居客。左右問其故，永華曰：“瘟使者欲藉此屋，吾業許之。”左右曰：“瘟使者欲何爲?”華曰：“到此延請諸當事者。”左右曰：“誰?”
華曰：“刑官柯平、戶官楊英等，餘尚有不可言者。”嗟吁而已。數日，永華死，繼而柯平、楊英等亦死，悉如永華言。(清·江日升《臺灣外志》 劉文泰等點校 齊魯書社2004年1月版)
儒家文教與陳永華
臺灣依儒學而建構儒家文教形式的空間，是陳永華始創的。明永曆十五年(1661)，延平郡王鄭成功驅荷開臺，以陳永華爲諮議參軍，於是陳永華乃爲初闢的臺灣展開城鄉聚落的空間規劃。他首先區分東寧(今臺南市)爲東安、西定、寧南、鎮北四坊，同時又制定郊野爲三十四里，每裏都設有社，社立小學。
除了東寧府城中以聖廟學校爲神聖中心之外，依陳永華所置村裏的構畫，則有社。社者即社祭與社學，以教村裏聚落中庶民之子的小學也。因此，在第二圈的空間中，遂亦建構了散佈各地的村級聚落的神聖中心，而亦是以儒家教化爲其性質。而在這兩圈的教化空間之基層，就是生產富庶穀類和甘蔗的南臺灣肥沃大地，即第三圈空間，因此以三層空間圈而託庇了明鄭黎民百姓的身心一如之安寧。
陳永華爲明鄭臺灣的空間規畫，其理念乃源自儒家傳統，合於《繫辭傳》所標舉的生生大化的天地空間之大義。
延平王父子和陳永華在臺灣振興的儒學，屬於浙東學派，其時甚短。臺灣入清版圖之後，臺灣儒學以及因之而推展的儒教，基本精神和格局，變成閩學或朱子儒學……
綜合上面本章論述，大體上可以勾畫出一個清代臺灣的儒家空間實踐示意圖：最內圈表示文教的神聖中心，包括廟學、書院、文昌祠、關帝廟、媽祖廟等，是臺灣黎民之心靈得到德教空間;第二圈表示聚落，是臺灣黎民之身心得以避風雨躲災害的安居空間，由於儒家主張仁慈應及於矜寡孤獨廢疾者，也應從陽明透達於陰幽，所以聚落空間包含了善養所和義冢;第三圈表示圳水灌溉的農耕大地，是臺灣黎民之身心得以獲得滋養而不饑饉的生生豐厚空間。
民間反清
天地會在福建閩南地區創建的社會時代背景、天地會祕密組織的成員與南少林關係、天地會所活動的寺廟與南少林的關係、天地會的演變與傳播與南少林的關係等方面進行研究，研究認爲：天地會是由一批南少林武僧、部分鄭成功部下和部分漢族地主及其知識分子中的反滿派組成的以‘反清復明’爲宗旨的祕密結社;天地會的反清復明過程。是一個以武結盟、以武練兵、以南少林武術抗清的過程;天地會的創立宗旨承襲了“匡扶正義、除暴安良”的南少林精神，南少林促進天地會的發展、傳播，南少林與天地會名揚海內外。
朝鮮李朝
李朝朝鮮使者記載的燕行文獻顯示，“中國”已經“華夷變態”，是充滿“羶腥胡臭”的地方。他們記錄下他們感到不尋常的種種現象，又在想象異域悲情的情感驅使下，爲大明王朝招魂，處處搜尋大清帝國的種種怪現狀。
朝鮮李朝孝宗忠宣大王李淏，早年跟他哥哥朝鮮昭顯世子一起，曾經被入侵朝鮮的皇太極擄到盛京當了很久的人質。1644年，明朝滅亡，清朝入關，定鼎中原。11月9日，清朝攝政王多爾袞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見作爲人質的昭顯世子李澄(李淏的哥哥，當時的朝鮮王儲)和鳳林大君(李淏)，說：“未得北京以前，兩國不無疑阻。今則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誠信相孚。且世子以東國儲君，不可久居於此，今宜永還本國。鳳林大君則姑留與麟坪大君相替往來……”同時，清朝還宣佈減少朝鮮的歲貢幣物。
1645年3月，久居清朝做人質的昭顯世子返回漢城，隨行清使勒令朝鮮仁祖李倧出城迎接“天使”到來。忠於明朝的朝鮮兩班朝臣士大夫對此心生忌恨。5月21日，昭顯世子被宮人在餌餅中下毒，暴斃於昌德宮中。李倧雖心知肚明，但是諱言此事，怕多爾袞深究，向清朝上報“世子病亡”。6月7日，被多爾袞釋放的鳳林大君回到漢城。
昭顯世子在清廷爲質近十年，歷盡艱險，目睹了清朝入關這段歷史，成爲了清朝的傀儡，因此多爾袞對其逝世“深爲驚悼”。雖對其暴斃覺得可疑，但是在朝鮮使臣衆口一詞的“確係病殪”的說辭下，也不得不接受事實。1645年11月14日，清朝冊封李淏爲朝鮮世子。
朝鮮李朝視清朝爲犬羊夷狄，私下稱清帝爲“胡皇”，稱清使爲“虜使”。除對清朝的公文賀表之外，一切內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廟、文廟祭享祝文，仍用崇禎年號。朝鮮《仁祖莊穆大王實錄》，在明亡前用崇禎年號，在明亡後用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年號。在仁祖之後的歷代朝鮮國王《實錄》，只書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紀年。至於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書寫崇禎年號，仍然有“崇禎二百六十五年”的紀年。歷代封建統治者和儒家最看重的“正朔”問題，朝鮮就是這樣處理的。由此可見，朝鮮對於大明的忠心，對於清朝狄夷的蔑視。
孝宗的“反清復明”戰備
當時朝鮮君臣認爲，“我朝三百年來，服事大明，其情其義，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再造之恩，自開闢以來，亦未聞於載籍者。宣祖大王所謂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實是真誠痛切語也”。李朝孝宗則以光復大明天下爲己任，倡議北伐。他對大臣說：“羣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聽者，天時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機會來時。故欲養精兵十萬，愛恤如子，皆爲敢死之卒，然後待其有釁，出其不意，直抵關外，則中原義士豪傑，豈無響應者!”對大臣“萬一蹉跎，有覆亡之禍，則奈何”的擔心，他說：“以大志舉大事，豈可保其萬全也。大義則明，則覆亡何愧，益有光舉於天下萬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爲似無覆亡之虞也。”
爲了北伐，孝宗首先採取措施，擴軍備戰。駐漢城的都城御營廳軍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軍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編爲騎兵。御營廳增加了大炮攻堅部隊，還計劃將守衛漢城的訓練都監軍增加10000名，御營廳軍增加20000名。由於財政困難，未能實現。(韓國姜萬吉《韓國近代史》)
李朝君臣確信“胡人無百年之運”的儒家格言，將地震、彗星等自然災害視爲清朝滅亡的徵兆，對南明政權、吳三桂和三藩分裂勢力、臺灣鄭成功、準噶爾蒙古等反清勢力寄以厚望，準備派使臣渡海聯絡，策劃夾擊清朝。臺灣鄭氏多次請日本聯合出師伐清復明，朝鮮對日鄭聯合樂觀其成，甚至建議“假道朝鮮，出送援兵”(《仁祖大王實錄》二十四年十二月甲午)。
李淏的兒子顯宗李棩和孫子肅宗李焞，對聯日伐清之事也很積極。1650年，李淏向清廷奏報“日本近以密書示通事，情形可畏，請築城訓練爲守禦計”，企圖以防禦日本爲由擴軍備戰。清朝警覺到朝、日、南明聯手組成軍事同盟的危險，於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鮮覈實情況。結果查明朝鮮與日本素和好，奏摺不實，順治皇帝下詔斥責朝鮮國王，罷其用事大臣。這就是朝鮮歷史上有名的“六使詰責”事件。
“反清復明”與清朝和朝鮮的關係走勢
由於朝鮮財政困難，軍備薄弱，北伐大計難以實施。而且由於新興的清朝連續有順治、康熙兩位善於權術的皇帝，爲清朝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面鼎盛定了基礎。朝鮮反清派期望的漢民族武裝反抗、清朝統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沒有實現。1683年，清朝攻佔臺灣，南明殘存勢力滅亡，影響清、朝、日關係的不確定因素消失。作爲實際行動綱領的朝鮮北伐計劃，壽終正寢。朝鮮沒有介入戰爭，也沒有鋌而走險聯合日本跨過鴨綠江入侵遼瀋，冒犯正處於全面上升和旺盛時期的新興滿洲軍事強權。這是朝鮮的大幸，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
北伐雖沒有成爲事實，但是加重了朝鮮的財政負擔，延緩了中朝關係改善的步伐。清朝剃髮易服，大肆破壞中原文化，這個時候朝鮮以小中華自稱。明朝滅亡後，李朝王室一直進行各種追思活動。仁祖不忘宮中焚香望闕之禮。1704年甲申，明朝滅亡六十週年，李朝肅宗自宜春門詣禁苑壇，以太牢祭祀崇禎皇帝。又命漢城府在後苑春塘臺設“大報壇”，祭祀神宗皇帝。“大報”出於《禮記》郊特牲，是郊天之義，而兼有報德之意。1749年(乾隆十四年)又以明朝太祖、神宗(萬曆)、毅宗(崇禎)並享大報壇，並於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禮。這種祭祀活動每年進行，直到李朝末年。
朝鮮的反清復明計劃和北伐準備是在隱蔽狀態下進行的。清朝政府知之甚少。對清朝的鄙視仇恨和恪守藩屬朝貢制度同時並存。由於以追求實利爲標準的外交傳統始終在朝鮮起作用，清朝政府又主動採取種種善意舉措，1683年臺灣淪陷清朝後，與朝鮮的關係出現緩和，但朝鮮忠心於大明之心仍不會改變。
實際上，有清一代，朝鮮在從軍事上、政治上臣服大清朝的同時，朝野之中始終瀰漫着以明朝爲中華正統，把清朝視爲夷狄而與之虛與委蛇的主流意識形態，臣服清朝是“含痛忍悲，迫不得已”。更誇張的是，包括幾任國王在內，朝鮮也不乏以“驅逐韃虜，反清復明”爲己任的復國主義者，朝鮮的孝宗國王甚至有“養精兵十萬，出其不意，直抵關外”的具體軍事構想。而最可笑的是，在當時那個信息封閉的年代，迷醉於天下觀之中的大清皇帝始終被矇在鼓裏。
自唐朝以降，秉持着儒家中華正統觀的朝鮮一直都是以“藩國”自居，尊中原王朝爲宗主國，但在歷代王朝中，朝鮮最爲心悅誠服的卻是明朝，朝鮮國內甚至有學者將明朝看成“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任何瑕疵的完美王朝”，以至大明山河破碎之際都無改初衷。
但隨着18世紀清帝國社會經濟的隆盛和中華文明的復興，朝鮮的反清復明意識逐步消失，代之努力向大清學習的北學思想。
日本反清
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宣揚反清復明。
清末反清
清末的“反清復明”即清朝後期的反清復明。清末政府特別腐敗，面對外國列強的侵入總是割地、賠款求和。因此，反清復明再度引起了熱潮，當時最大的反清復明組織就是洪門。洪門創於明末清初，以朱元璋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爲宗旨，清末出了不少名人，孫中山就是最著名的一個。洪門是國民黨的成立的源頭，是推翻清朝的主要力量，洪門對中國國民革命的貢獻，可以把它分爲出錢和出力。出力的是國內的會黨盡力最多，出錢的以國外華僑洪門會員最爲踊躍。
孫中山自1894年在廣州發動第一次革命起義，在籌備的時候，就利用會黨的力量爲基本幹部，在農村表面是一個振興農業團體，實際上還是做些祕密聯絡三合會志士的工作，多活動在順德、香山、北江和潮汕一帶，有會黨志士陳錦勝、李杞、候艾泉、劉裕、吳子材等積極響應孫中山的革命。1898年孫中山發動第二次革命起義，又有興中會、三合會、哥老會的志士分赴長江一帶活動，開始參與了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後來黃興、馬福益出力爲多。
1904年，孫中山赴美國進行革命活動，抵達波士頓時，致公黨的元老司徒美堂發動當地洪門人士熱情接待，並安排孫中山在他家住過一段時間。
1909年，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後的夏天，孫中山經過日本與黃興等商計捲土重來，急需經費15萬元，10月12日在檳榔嶼開祕密會議，南洋各地的洪門會黨成員也到會參加，得知將策劃在廣州發動起義後，當場認捐八千餘元，幾日內達五六萬元。後來孫中山曾有一信寫給美洲致公堂同志請籌款以應起義，接信後美洲致公堂立即發動籌募捐款，當時以加拿大華僑最爲熱烈(因孫中山在加拿大溫哥華和洪門關係密切)，以致公堂的樓房抵押款三萬元，共七萬元匯國內。當時孫中山看到了海外華僑的力量，曾命美國的同盟會會員一律加入致公堂，以便於合作，而利籌餉救國(因入堂手續繁重而難)。同時，南洋各地也派遣洪門成員到內地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工作。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工作，後期並非真的反清復明。推翻清朝後，認爲中國落後也是封建制度造成的，所以他反清成功後並不恢復明朝而是建立以漢族爲主的中華民國。
評價
近年來在出版的某些歷史著述中，有些把清初的反清鬥爭說成是中國反對外國侵略的鬥爭，把清政權的統治說成是外國對中國的征服，把明王朝和清王朝兩個中國地主政權之間的矛盾，說成是中國和外國的矛盾，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