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兩漢時期傳入中國後，爲適應中國國情，以便在中國立足，逐漸的中國化，發展成爲“中國佛教”，與道、儒二教一樣成爲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佛教與道教儒教兩教的關係就如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新宗教與傳統崇拜的關係，是不同類型的觀念體系。故自佛教傳入中國以來他們之間就一直存在着理論上的爭辯。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已“從一種外國來的方術變成一支隊中國文化具有全局影響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力量”。正式因爲佛教的快速發展，也引起了道儒兩家的強力反抗，三教之間，爭論不休。較爲突出的有：東晉的沙門敬王之爭、劉宋時期的白黑之爭、齊樑之際的神滅論之爭以及三教之爭每次幾乎都涉及到夷夏之辨。相對而言，南朝的士人和僧侶都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因此，反佛運動純用筆舌，以義理較長短。北朝則不同，非以文鬥，而用武力。中國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的四次“法難”有兩次都發生在北朝。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滅佛是第一次，也是沒佛最嚴厲最殘酷的一次，堪稱“血光之災”。
北魏太武帝統治時期(442一452年)，北魏政權逐漸強大。太武帝繼位之初，北魏與周邊的柔然、夏、北燕、北涼等割據政權不斷髮生戰爭，經過連年征戰，至太武帝太延四年(436年)，太武帝消滅了匈奴夏赫連氏(431年)、北燕馮氏(436年)，趕走了柔然，黃河流域只有盧水胡北涼沮渠氏政權，南方有劉宋政權。
太武帝滅佛前，佛教在北魏有一定發展，在北魏佔領的今河北、河南、陝西、甘肅等廣大地區，曾是十六國時期佛教盛行的地方，沙門(佛教徒)衆多。沙門享有免役免租調的特權，大量不願服兵役、納賦稅的平民便阪依佛教，這使北魏直接控制的人口減少，兵源由此嚴重不足。太武帝太延四年(438年)三月，詔“罷沙門年五十以下”，使一部分沙門還俗服兵役[1]。這個詔令實際上是滅佛的開始。另外，太武帝太子拓跋晃信奉佛教，也促成了太武帝后來嚴厲毀佛，此問題下文還有論及，此不贅述。北魏太武帝滅佛以後，佛教暫時受到了抑制，但太武帝死後，繼位的北魏皇帝又信奉佛教，佛教重新興盛起來。北魏分裂後，無論是東魏、北齊，還是西魏、北周，佛教都有所發展。至北周武帝滅佛前，佛教在北周、北齊迅速發展，達到氾濫的程度，這比太武帝滅佛前要嚴重的多。從北魏正光(520一525年)以後，崇佛日益嚴重，“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衆，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餘。”沙門人數佔北魏編戶人數的十五分之一，北周有寺院萬餘所，僧侶人數約百萬，佔編戶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北齊有寺院三萬餘所，僧侶人數二百萬，佔編戶人數的十分之一。如此衆多的寺院和沙門，佔有大量肥沃土地和大量人口，影響了國家的財政收人和兵士來源，嚴重削弱了國力，因而周武帝要“求兵於僧衆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