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爭議
政府封鎖消息
重慶《大公報》1943年2月3日因刊載該報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慶，念中原》的社論，而被當局停刊三天。電影及許多媒體，均以此爲據，認定國民政府當年壓制輿論，封鎖消息，不允許媒體報道河南大饑荒。其實這是錯誤的，當局並沒有禁止報道饑荒。
但據王世傑1943年2月4日的日記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實原因是：“《大公報》因指摘限制物價之失敗，受停刊三日之處分。”《大公報》被處罰之前與之後，對河南災荒的報道未中斷，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後，大公報仍在繼續報道河南災荒，其報道至少持續到該年6月20日，當日刊發了張高峯的前線報道《災後話農情——河南新麥登場》。
重慶《新華日報》，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報》被停刊這段時間裏，據筆者的不完整統計，報道河南饑荒的新聞，已多達40餘篇;其中12月份的報道最多
蔣介石不許報災
電影及媒體慣說蔣介石不願意救災、“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流行的史料依據有三份。其一是馮玉祥的回憶，馮氏1947年在美國寫回憶錄《我所知道的蔣介石》中;第二份史料，是時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書中的回憶。第三份史料，是19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寫的《1926年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但是蔣介石早在1942年9月西安軍事會議上就已經從河南軍方瞭解到災情，說蔣不許報災不符合史實。
白修德報道後政府被迫救災
美國記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國《時代》週刊上報道河南饑荒。白氏晚年在其回憶錄裏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來信，認爲正是因爲自己的報道，才迫使無心救災的國民政府行動了起來。
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軍事會議上，以蔣鼎文爲首的河南軍方向蔣介石報告了災情實況之後，儘管以李培基爲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對饑荒的嚴重程度持保守態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災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開。9月16日，李培基迫於中央壓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災委員會;9月28日，李培基正式發表講話，提出“今後本府決定將救災一項，定爲中心工作。”此後，整個河南省政府的運轉，即徹底轉入救災模式。王曲軍事會議上，中央直接減少了河南的軍糧配額，並立即從陝西開始向河南運糧。
白修德3月22日在《時代》雜誌上刊文之前，上述救災工作，均已全面展開。白修德爲了抹黑國民政府，僞造了歷史。
前線部隊撤退把災民甩給日本河南省政府明確下達命令，要求各縣協同國軍“制止良民逃往敵區”，命令各縣嚴防災民逃往敵區，該命令要求：“(1)各游擊區各縣應將奉撥振款立即查放，並向受振災民剴切宣達中央德意以資感召。(2)各縣應督率地方各界擴大舉行救災運動，設法募集款糧隨時散放。(3)各縣應切實督飭所屬團隊協同國軍，在通往地區地點設哨盤查，制止良民逃往敵區。(4)如遇敵軍抽集我壯丁難民，應隨時隨地予以武力驅逐，以粉碎敵寇陰謀。”(《河南省政府救災工作總報告》)(《河南省政府救災工作總報告》)
日軍救濟災民
關於日軍對災民的救濟，出現在劉震雲的紀實作品《溫故一九四二》中，但延津1938年就淪陷了，1943年，日軍沒有“開進河南災區”，此一時期，國軍的防線並未有過大幅度的後移。淪陷區的災情同樣嚴重，日軍沒有主動放糧的記載，僞省府也無力救災。
日軍未曾放糧，當時主持河南淪陷區政務的僞河南省政府，在救災工作上也乏善可陳。
湯恩伯部被農民襲擊繳械
有明確記載的國民黨軍受暴民襲擊事件有數起，但是未被繳械，有一起被襲擊損失最大且被搶去槍械的事件是土匪上官子平部，該部同樣襲擊八路軍。
事件影響
目前尚可見到的統計數字有兩份，一份是1943年河南省政府編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災工作總報告》，這份報告統計了河南82縣的因災死亡和逃荒人數，總計：死亡人數288006，逃荒人數1526662。但這份數據的真實性很成問題，因爲1943年重慶已經將救災工作“明定列爲各縣縣長及各級行政人員重要考成之一”，救災不力者往往直接免職。各縣爲表明自己的救災力度，對死亡人數和逃荒人數往往選擇儘可能少報。
另一份數據，來自收錄在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檔案中的《張光嗣關於河南省旱災情況及救災情形的調查報告(1943年9月27日)》。張光嗣此行，調查統計了河南29個重災縣的人口死亡數據相對《河南省政府救災工作總報告》，張光嗣的統計數據顯然要更爲可信。但張氏的數據具體如何得來，目下也並不清楚。不過，在某些具體縣的死亡數據上，張氏的數字似乎是各種有來源的數據中最大的。譬如許昌縣，張氏的調查數據是18萬餘人;曾任三青團許昌分團幹事長的楊卻俗先生則回憶稱：“災後，政府作了人口調查，除去死亡和逃亡，加上返回故鄉的，僅有28萬多，也就是比災前少了13萬多的人口”;而據建國後1953年許昌縣計劃統計科的資料，許昌當年餓死的人數則只有4.3萬。數據如此之多，相差如此之懸殊，1942年大饑荒河南的死亡人數，仍是一個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