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最早是在士大夫和卿大夫家中擔任謀臣的人。他們雖然謀事，卻主要是爲了謀生。其中雖然不乏有才華有能力的人，卻以人身依附的方式，幫助主人做事情。這種士，是家臣，甚至是奴才。
西漢以後，尤其科舉興起後，“士”成了一個特殊的文化羣體。士的主體是爲官從政的官宦之士。他們通過學習和知識積累求得功名，成爲官僚階層的一部分。作爲體制內的官員，制訂和遵從規則，參與國家和社會公共治理，其中雖然也不乏“胸懷天下”者，然而他們主要的任務和責任是維護皇權體制。有些官宦爲求私利，貪腐作亂，倒行逆施，成爲奸臣與歷史罪人。
第三種士，就是士大夫的士，是具有獨立人格，始終以天下福祉爲己任的士。孔子將“士”和“君子”連在一起，稱其爲“士君子”，他還說“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就是說，除了擔任職位以外，還需具備道德修養。孔子又說：“士尚志”，意爲有心的士就是有“志向”。荀子也說過“士從道不從君”，士要跟隨道的規範，而不是遵從君主的意志。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作爲知識分子的“士”，被賦予了爲社會建立道德標杆的責任和推動社會發展的使命。士不僅是知識分子，以專業立身，還要有氣節和風骨，有獨立人格和理性判斷，並有擔當，服務國家、引領社會發展方向。
中國歷史上每個社會大轉型、大變革的時代，我們都可以看到大批才識卓越、風骨傲然的士大夫活躍的身影。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謀臣策士，他們周遊列國，心懷天下與民生，用不同的方式傳播、實踐自己的政治理念，成就了中國第一個文化軸心時代。又比如，在中國北宋時期，中國民間經濟和文化教育繁榮活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領先世界。一批積極推動社會改革、以天下爲己任的士大夫也應運而生，如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等。他們不但政治才華和文學素養出衆，更有挑戰皇權的風骨和擔當。在他們眼裏，皇帝也不過是“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足不出戶的“宅男”，見識和執政能力有限，把整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只放在這樣一個人手中，並不保險，所以他們覺得自己要擔負起“天下”的責任，“迭爲賓主”、與統治者輪流做主人、“同治天下”。
縱觀古今中外，知識分子面臨三種情境：
情景一：矇昧時代
當時科學並不發達，對未知世界的認識是匱乏的、扭曲的。知識分子努力去發現、探究、追尋真理，並傳播知識，啓迪民衆，卻要承負極大的風險，甚至最終被矇昧的大衆政權或專制的教會所扼殺，像蘇格拉底、哥白尼、布魯諾。
情景二：專制時代
知識分子以專業知識和獨立見解立身，卻被統治階級視爲異己而遭排斥與打壓。
情景三：昌明時代
科學進步、經濟繁榮、政治開明，知識分子可以全身心投入到知識的創造、科學的發現、思想的傳播和經濟的發展之中，甚至可以自由地表達對公共治理的意見，議政參政。當然，不同背景的知識分子可以有不同的見解，但是他們通過交流、對話、分享、競爭、融合，來凝聚共識，提煉對社會發展方向的指引。
今天是一個重視知識、崇尚科學的時代，知識分子作爲知識勞動者已成爲勞動階層的一部分。知識不僅是改變自身命運的利器，更是社會進步的動力。我希望我們的學士、碩士、博士畢業以後，不要做“謀生之士”、“官宦之士”，而是要做“大夫之士”，以“士大夫”的專業、風骨和家國情懷，投入到又一場偉大的變革事業中，振興經濟、重建道德，把國家引向現代化治理的昌盛而又文明的新時代。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這三重境界值得我們從事管理理論研究和商業實踐的知識分子所體悟、所追求。我們不僅要去迴應當前知識分子所面臨的情境，我們也要積極地以“行動的人生”來回應當前知識分子所應承擔的責任。
500多年前，經歷了宗教改革的歐洲開始了手工業革命。那個時候，剛剛篤信了新教、僱傭了第一批工人的歐洲企業主們絕不會想到，自己竟會成爲資本主義這種已經延續了500多年的經濟制度的開創者。更不會想到，數百年來有數不清的學者們爲他們著書立說，聚訟不休。
而今天的中國，社會變革的願望和動力絕不亞於西方任何一個變革時期。數十年後，也許今天的學士、碩士、博士會成爲中華偉大復興歷史的主角。我希望在其間被記住、被傳播的，不僅僅是代表個人財富淨值的一串串數字，也不只是個人的上市公司起起伏伏的股價曲線。我更希望看到今天的學士、碩士、博士們，矢志不渝、堅持理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引領、去影響、去改變這個社會的動向，成爲新的價值世界的開創者，新的文明社會的教育者、新的昌明世界的領導者，承上啓下，成爲繼往開來的歷史使命的承擔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