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中期的學術界，朱子學的沒落是與“國學”的興盛同步進行的。那時朱子學空談義理、否定人的自然本性及隨意解釋文獻的做法，已經不能讓人 們滿足了。一些學者開始認真鑽研古代文獻，以客觀實證的態度來進行研究，這種情況與中國明清時期理學到樸學的學術嬗變頗爲相似。在這些學者中本居宣長無疑是最爲突出的一位。
本居宣長(1730 —1801)出生在伊勢鬆阪一個富裕的商賈人家，原名小津富之助、榮貞，後改爲宣長。通稱彌四郎、健藏，號鈴屋。青年時期學醫於京都。後又師事儒學家堳景山。寶曆七年(1757)回到故鄉以醫爲生計。同時熱心於日本古典的研究。之後又拜賀茂真淵爲師，開始以《古事記》爲主要研究對象。寬政十一 年(1799)撰成《古事記傳》，是所謂國學之體系化的總論，影響很大。其與契衝、荷田春滿、賀茂真淵被稱之爲國學四大家。宣長弟子衆多，有近500人。其中，平田篤胤、伴信友被稱爲該門的雙璧。宣長一生著作等身，著書90種，260餘卷，涉及多種領域，如有闡述古道論的《直靈》(明和8年，公元1771年)、《萬葉集玉小琴》(安永8年，公元1779年)、《古今集遠鏡》(寬政6年，公元 1794年)和《新古今美濃的家苞》(寬政7年，公元1795年)。特別 是他站在純藝術立場，以“物哀”的文學論爲基調的物語論《源氏物 語小櫛》(寬政8年，公元1796年)以及和歌論《石上私淑言》(寶曆 13年，公元1763年)成爲他的學說的一箇中心。
本居宣長能夠集國學和復古思想之大成，與他直接或間接的師承不無關係。他曾師從著名學者堀景山學習儒學，傾心閱讀國學大師契衝的著作。這裏需要特別介紹一下僧人契衝(1640— 1701)，他出生於武士之家，自幼入佛門學習教義，後開始研究古代語言和文學，他以文獻實證的方法奠定了國學的基礎，被後人尊爲 “國學之祖”。契衝以及江戶的戶田茂睡、大阪的下河邊長流等人， 希望通過對《萬葉集》的註釋，把和歌從儒佛的牽強附會及陰陽道 的解釋中解放出來。他所編著的一些優秀註釋書，都貫徹了這一 意圖，如《萬葉代匠記》、《古今餘材抄》、《源注拾遺》等。此後荷田 春滿(1667—1736)受其影響，將研究《古事記》、《日本書紀》、《萬葉 集》作爲治學的正途，提倡國學，明確地與朱子學對立。1728年， 他向幕府提出了建立學校的意見書——《創學校啓》，以實施自己的主張。學校雖未建成，這種主張卻給後來學者如賀茂真淵、本居宣長以巨大影響。
賀茂真淵(1697—1769)是對本居宣長有直接影響的學者。他出身於遠江某神官的家庭，37歲上京受教於荷田春滿，以後遷居江戶，事將軍吉宗之子田安宗武，晚年在社會上培養門人。他的著作有《萬葉考》、《歌意考》、《新學》、《國意考》等等。賀茂研究古典 文學，發現了所謂古代人的“真心”(純情)。在他的《國意考》裏，指出讀萬葉調的歌能體會出日本古道的天地自然之理，儒佛則是憑藉狡智製作的人爲之教，或用僞善的道學裝飾起來的東西。因而他痛斥兩者，力主尊重自然和人性，具有自然主義的傾向。他曾在 《國歌八論餘方拾遺》中寫道：“莊周曾雲：‘《詩》以道志。’蓋直言其心之所思，乃詩歌也。”他認爲文學應該從朱子學所提倡的把它作 爲勸善懲惡的工具這種觀念中解脫出來，主張文學是人類自身的東西。這種觀點在當時無疑具有思想解放的意義。這種強調文學的人性論的傾向，發展到本居宣長(1730— 1801)的時候，變得更加明確了。宣長在《石上私淑言》中就寫道： “惟柔弱的女人氣，欲哭欲泣，乃是真情。”在“男尊女卑”這樣一種 封建時代常見的性別觀念佔支配地位的情況下，宣長卻認爲只有女人氣纔是人的本質。對此，我們不由得會聯想起曹雪芹在《紅樓 夢》中對女性的一系列讚美之辭。宣長的代表作《古事記傳》和《源氏物語玉小櫛》，是當時日本 實證主義文獻學的最高成果。他對《古事記》十分重視，曾用30餘年的時間寫成了《古事記傳》一書，奠定了日本國學的重要基礎。 他認爲《古事記》所記載的是事實，對他來說，《古事記》所傳的“天 照大神之道”及“天皇統治天下之道”曾是實有其事的世界,要從那裏追求人生的理想，表現了他的復古主義思想傾向。
儘管如此，宣長在思想上卻是以“情”爲核心的。他認爲儒學從中國傳到日本，儒家做出種種煩瑣的規範，其間灌注了所謂的 “漢意”。這和日本人的心情是不同的，在日本人的內心深處，有日本人固有的情的世界。即使接受儒學，也只是表面的。應以純粹的形式，從昔日未被儒學污染的古代人心情大和心”中找出 來。要達此目的，惟有理解古代人留下來的文章，通過它才能將 “大和心”復原。如他在《初山踏》中寫道：“初學之徒，必先清除漢意，立大和魂。猶如武夫初赴戰場，首須備鎧甲，整裝出陣。如裝束不齊，而讀神典，則無異不着甲冑。赤膊上陣，俄頃之間，爲敵所 傷，必將落人漢意。”這裏的所謂漢意，應該指的是朱子學的主張。 這段話，可以看出作者對隨意曲解文獻原義的反感。因爲是漢意在作怪，所以必須排斥。他主張按原來的面目接受古典，避免漢意的誤導。
宣長的另一國學力作《源氏物語玉小櫛》，具體貫徹了這一思想。他認爲《源氏物語》這本書的本質並不是爲“悟道”或者勸善懲惡而寫的，而是爲表現人的真情實感，並將此基礎置於人性的自然發露上。這是對賀茂真淵學說的發展。宣長的這種觀點，在他的那篇著名文論《石上私淑言》中，有更爲詳細的闡發。如前所述，他還認爲對人來說，文學絕不是什麼勸善懲惡的工具，而只能是歌唱人本身的東西。中世紀後期的新的學問，即國學的實證的文獻學和人文主義的文學理論，在宣長手下才臻於完善。國學的這兩個方面，都是從尊重人類本性的視角出發的。但另一方面，宣長這兩部書也表達出了濃厚的國粹主義，並對後世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