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閥”，其實古代的“官二代、官三代”的書面稱呼。它又稱之“門伐”，即門第閥閱。就是世代爲官的名門望族。門閥始於西漢中期，“任子制”是一大標誌。所謂“任子制”，顧名思義，就是任用子弟爲官的一種制度。據《漢官儀》所載：“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意思爲兩千石以上的官員，只要任滿三年，就可以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官。東漢漢章帝時期，門閥特權制度化已經開始初具端倪了，表現的方式是選官先要以閥閱爲前提。王符在《潛夫論·交際篇》中講道：“貢薦則必以閥閱爲前”。“門閥”真正的制度化應該是在魏晉時期，其標誌是曹魏時期的九品官人法的頒佈和西晉門閥政權的建立。《文獻通考》中記載：“自魏晉以來，始以九品中正爲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概多以世家爲主，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故自魏晉以來，仕者多世家。”
曹魏時期推行的九品官人的制度，它直接導致的後果是州郡大小中正都是由當地著名的世族或者大家族擔任。九品的確定和評價，統統操縱與這幫人手中。於是官品的升遷或是降級，大都憑藉“世資”，時間稍長，便成了“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清朝史學家、詩人趙翼曾經在自己的史學著作《廿二史札記》中描述當時的情況：“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現在用來描述累世之交情的成語“紀羣之交”，其中的“紀羣”其實就歷史上有名的豪門。他們祖上出自潁川陳氏，陳寔在漢朝時爲太丘長，陳寔的兒子陳紀官至九卿，陳紀的兒子陳羣后來在曹魏政權官至司空，在其後的子孫歷經兩晉南北朝都是處在高位。還有潁川荀氏，荀淑在漢朝爲郎陵令，荀淑的兒子荀爽官至司空，荀淑的孫子荀彧更是曹操重要的謀臣，官至尚書令，荀氏家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爲世“冠冕”。除了這些，還有平原華氏，東海王氏，河東裴氏，扶風蘇氏，京兆杜氏，琅琊王氏，陳郡謝氏等等，都是當時有名的豪門望族。
這些“門閥”世族，除了出身於國家官僚機構中的官僚外，還有從商人轉化來的。從漢武帝開始，由於朝廷將鹽、鐵等重要“關乎國計民生”的生產事業收歸國有後，使得商人無從插手，於是商人通過土地的兼併把他們的財富最後集中於地權。這些商人在取得大量土地後，已經不是簡單的商人身份，而是變成影響國家的政策走向的大地主了。東漢末期，徐州的糜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資產巨億”。因爲手中有錢，被徐州牧陶謙闢爲別駕從事，後來發現劉備很有前途，就將自己的妹妹嫁給劉備，並且資助劉備“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劉備後來取得荊州，進而佔據蜀地，糜竺自然被劉備待爲上客，這些身“不爲編戶一伍之掌，而有千室名邑之役”的富商大賈，至此已經部分轉化爲大地主、大官僚了。
同時，東漢末期，因爲羣雄割據，各自爲了擴展自己的地盤，強大自己的勢力，壓制敵人，對於手中握有巨大財富，土地無數的世族大家，極盡拉攏之能事。從孫權拉攏魯肅、甘寧，曹操拉攏許諸、李典，劉備拉攏糜竺、霍峻等等事例來看，不僅各個割據的政治勢力需要他們，而從世族大家方面來講，由於有了割據政治勢力的庇護，自己家族的生命財產安全得到了保障，所以也紛紛依附當時政權，有了地方名門望族的支持，三國的鼎力局面更加持久。
“門閥”的發展必然會導致地域性與宗法性的結合，形成少數家族壟斷最高權力的寡頭政治。同時，由於“門閥”的排他性，使得“門閥”特權惡性膨脹，造成日益嚴重的“士庶天隔”。《晉書》中記述道：“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網峻急，風俗奢宕。”其中琅琊王氏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門閥”。
琅琊王氏如果上溯話，可以從西漢王吉算起。王吉當時任漢朝的諫議大夫，到了王祥出任魏晉，期間共歷五代。到了王祥時期，因爲在曹魏政權末期，“與定策功”，封爲關內侯，並且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晉武帝登基後，拜太保，進爵爲公，進入門閥世族的圈子內。王祥的弟弟王覽的孫子，也就是王祥的侄孫，王導，在政治上崛起後，王氏家族徹底達到政治頂峯。
在東晉門閥政治的歷史中，王導是個關鍵人物。當時外部“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內部“天下凋敝，國用不足”，王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竭力推奉司馬睿，“潛有興復之志”。王導的“尊王”是在無秩序中建立秩序，“興復”是想恢復被破壞的經濟。他冷靜的分析總結前朝的得失成敗，提出來“務存大綱，不拒細目”的政策主張。協調南北門閥大族之間的利益，竭力維持穩定團結的大局，避免出現兵戎相見的情形。同時高舉“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的大旗，雖然出現“王敦之亂”、“蘇峻之亂”的內部紛爭，但是東晉政權始終沒能被顛覆。而且對於民間實行寬緩的“網漏”統治政策，少用嚴刑峻法。《世說新語》中引用顧和對王導施政方針的評價說道：“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可見東晉初期，王導領導下社會治理方面的寬鬆。
“門閥”制度下，雖然能夠出現王導這類非常具有政治眼觀的能人，但是始終無法克服自身的腐朽性，同時“門閥”觀念形成的“士庶天隔”對於國家長遠發展帶來極大的壞處。階級固化，社會一團死水，貧寒之士沒有上升通道，社會矛盾必然加深。這些人憑着特權壟斷土地所有權，佔據山川林澤，形成自己的莊園經濟，與普通小生產者矛盾重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政治上，門閥世族可以“平流進取，坐致公卿”，“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他們吃“特供”，穿綾羅，出則吆五喝六，目空一切，入則紙醉金迷，驕奢淫逸，越來越受到人民的反對。隨着東晉末年，農民起義不斷，貧寒的軍人家族在鎮壓起義中趁勢崛起，他們除了鎮壓起義，還從門閥世族手中奪過權力，門閥制度正式開始走入了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