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清軍入關後一路凱歌高奏，中原和長江以南的廣袤地域被隨之臣服。百餘萬前明敗兵和流寇武裝紛紛改換門庭，搖身一變成了清朝麾下的綠營軍。這些人爲帝國的擴張和穩定立下汗馬功勞。
作爲僅次於八旗的武裝力量，清代綠營軍具有三大顯著特徵：規模大、工作累、薪水低。
清軍在入關前後就注意到必須收編前明軍隊
清朝在17世紀中葉的大舉南進戰略，既是一次天賜機遇，更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
舉步日艱的大明王朝，與其末代君主崇禎一起吊死在煤山的歪脖子樹。在前朝的廢墟上，新生的農民軍政權盤踞北方，殘餘的舊勢力偏安於江南一隅，大體上呈現南北對峙的格局。東亞大陸的權力真空，使清朝的南下有如勢如破竹。但驟然擴大的領地，還是讓清廷倍感壓力。
在清朝前期 很多後來的省份還沒有被征服
這種壓力主要來滿洲本身的自軍力不足。努爾哈赤時代發展出來的八旗部隊根本不敷使用。同時，如何維護八旗的整治純潔性以及保持與之掛鉤的戰鬥力，也是需要考量的重大問題。
綠營軍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籌建的。投降清朝的前明敗兵和農民軍武裝，構成了清代綠營軍早期的主體。這些人的數量多達百餘萬，且兼有相當的軍事經驗。加之有奶便是孃的基本原則，的確是不可多得的現成兵源。之後，才主要由面向內地十八省的徵兵組成。
綠營軍在一開始以剃頭的明軍爲主
清代綠營的規模通常保持在八旗的數倍以上。康熙時期，百萬前朝降兵通過裁老汰弱方式進行了篩選，留下57萬餘人編入了新建立的綠營。到了嘉慶時期，由於西北和內地邊疆的繼續開拓，綠營膨脹至66餘人，達到了頂峯。雖然在白蓮教戰爭結束後，戰鬥力下降的綠營軍不斷遭到裁撤，不過在1874年時仍有43萬人在役。
值得注意的是，迅速中原化的東北亞征服者，很快就學會了玩弄花名冊的鬼把戲。上述關於綠營軍兵力的統計數據，普遍失真，實際兵力往往少於紙面數量。僅以1758年爲例，綠營軍賬面上有648345人，實際卻只有約58萬餘人，缺額數可以達到60000。
定位和待遇
清代綠營軍的定位就是八旗軍的輔助部隊。
綠營軍在部署上可以劃分爲三大職能：拱衛京畿、行省鎮戍和邊疆屯墾。粗一看，和八旗軍被劃分京旗、駐防八旗與戍邊八旗的做法類似。但倘使細分兩者的工作職責，我們可以發現綠營軍所要承擔的任務，遠比專供作戰的八旗要繁雜得多。
分散於全國各地的綠營和駐防八旗，有共同的首要任務：維持地方的安定繁榮，震懾處於萌芽階段的反叛種子!
話雖如此，但維穩任務重擔基本還是由綠營來承擔的。綠營一方面要負責偵察這些預備造反的刁民，另一方面要花費心思去進行抓捕。至於什麼守陵、下鄉催糧拉丁、押解官銀、緝私鹽、逮偷窺寡婦洗澡的流氓等髒活累活，也是一概歸綠營管。
在清代，還有成監製的“工程軍團”——河兵。這些河兵也屬於綠營軍的一種，廣泛分佈在黃河流域和大運河沿岸，作爲國家苦力作用。他們既要疏浚河道，又要給漕運船裝卸貨物，更要撲殺豺狼虎豹之類的四害。與河兵異曲同工的是東南沿海的海防營，這些人名爲海防部隊，乾的卻是挖泥修堤的事情。
在安保和苦力功能之下的纔是作戰任務。由於作爲精銳的八旗數量不多，這就使得清朝入關後的歷次重大戰爭，都需要調集綠營軍輔助八旗。戰爭中，使用綠營和八旗的比例，會視地理情況而定。遠征西北的準噶爾部，八旗和綠營的比例一般是1:4或1:5。在內地鎮壓叛亂時，比例偶爾會達到1:10，甚至更多。
在待遇問題上，八旗和綠營也可謂是天差地別。基本工資方面，旗兵一年可以領48兩銀子+240鬥穀物，綠營兵一年才領12兩銀子+36鬥穀物。在行伍晉升方面，清廷自然是優先考慮旗人，綠營出生的將領則完全要看能力和運氣。
不可避免的衰敗
清朝統治者在徹底中原化前 綠營也保留了一定戰鬥力
在清朝前期，綠營表現得尚算差強人意。但在1800年以後，就不可逆轉地走向衰敗。
綠營的這種興衰過程，在古代東亞世界是非常常見的事情。帝國的官僚系統好比一臺馬車上的輪軸，會受使用時間的磨損。然後一點點的生鏽和脫落，進而影響到支撐整架馬車運行的“車輪”--軍事機器。
在清朝前期，東北亞征服者在繼承前明官僚系統的同時，還能保持自己的武力本色。所以綠營這一軍事機器並未顯露多少弊端。
到了加速中原化進程的嘉慶皇帝時期，帝國的官僚系統開始顯得臃腫低效。生鏽的官僚系統對綠營的破壞性影響，就從不能有效發放薪酬開始。依前文所言，綠營士兵的薪水是非常微薄的，僅能勉力養活一家老小。但清朝又在中期受世界性的通貨膨脹影響，四口之家的生活成本上升至每年50兩。士兵依靠基本工資，完全沒有辦法養家餬口。
除了通貨膨脹外，綠營士兵在經濟上受到第二大打擊便是各級剋扣。這種剋扣也有兩種，第一種是政府允許的合法剋扣。第二種剋扣是督撫和地方高級將領互相勾結的產物，簡稱喝兵血。儘管喝兵血的行徑是人所共知的祕密，但清廷在很大程度上也對這種行爲採取漠視的態度。結果，導致戰時需要發放高昂的行裝銀，讓綠營士兵去臨時購買武器裝備。
在雙重經濟打擊下，綠營士兵只能另覓生計。以廣東沿海綠營爲例，沿海綠營大都善於經商。他們將朝廷發放的武器連同過往繳獲的艦艇火炮，租賃給出洋的商民和海盜牟利。緝私沒收的煙土財貨則多有扣留，再通過中間商暗中轉銷到內地。這種商業活動，經常以營爲單位進行的。在經商之餘，他們也會敲詐地方百姓和外地官員。比如來自江蘇的水師提督關天培，曾一次就損失了數百洋元。
忙於其他活計的綠營士兵，漸漸疏遠了軍事訓練。武器裝備的租賃，則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武力衰退。不要說是面對兵強馬壯的西方武裝，就連成規模的反叛力量都無力撲滅。
所以，嘉慶皇帝以後的歷代清朝統治者，都不遺餘力的裁撤綠營，代之以地方團練爲核心的勇軍。但龐大的地方綠營數量，很難被小修小補的改良所迅速解決。尾大不掉的綠營，也就在渾渾噩噩之中，又參與了清末的很多對外戰爭。儘管作用不大，很少留下記載，但每次出場都意味着重大軍事災難。
一直到20世紀初，清朝才終於下決心淘汰掉綠營兵制度。從中篩選的青壯兵丁，被組成了北洋新軍之下的20多萬巡防營部隊。在清朝滅亡後，這些“轉世”的綠營後裔，也就搖身一變爲民國各軍閥麾下的力量。衆多前情時期就有的“光榮傳統”，被一直保留到幾十年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