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雪
王禹偁 〔宋代〕
帝鄉歲雲暮，衡門晝長閉。五日免常參，三館無公事。讀書夜臥遲，多成日高睡。睡起毛骨寒，窗牖瓊花墜。
披衣出戶看，飄飄滿天地。豈敢患貧居，聊將賀豐歲。月俸雖無餘，晨炊且相繼。薪芻未闕供，酒餚亦能備。
數杯奉親老，一酌均兄弟。妻子不飢寒，相聚歌時瑞。因思河朔民，輸挽供邊鄙。車重數十斛，路遙幾百裏。
羸蹄凍不行，死轍冰難曳。夜來何處宿，闃寂荒陂裏。又思邊塞兵，荷戈御胡騎。城上卓旌旗，樓中望烽燧。
弓勁添氣力，甲寒侵骨髓。今日何處行，牢落窮沙際。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爲蒼生蠹，仍尸諫官位。
謇諤無一言，豈得爲直士。褒貶無一詞，豈得爲良史。不耕一畝田，不持一隻矢。多慚富人術，且乏安邊議。
空作對雪吟，勤勤謝知己。
譯文
皇家京城已經是歲暮，我的柴門白日常關閉。
因雪免去五日的朝參，三館關門停止辦公事。
我因讀書夜裏睡得遲，以致多成白日酣然睡。
睡起猶覺冷氣透皮骨，窗外仍見雪花紛紛墜。
披起外衣走出門外看，大雪飄飄揚揚滿天地。
我哪敢爲貧居而憂慮，聊且舒開笑臉慶豐歲。
我月薪雖然毫無多餘，晨炊還能日日相接繼。
柴草生活用品未缺供，美酒佳餚尚能來置備。
幾杯美酒孝敬給親老，一杯不忘均分給兄弟。
妻子兒女不會受飢寒，歡聚一起共同頌祥瑞。
因此想起河北的人民，推拉貨車供應給邊鄙。
車子載着重貨幾十斛，艱難路程遙遙幾百裏。
疲弱牲口凍得走不動，車陷凍土再也拉不起。
夜來天寒又在哪裏宿，只能露宿荒坡野地裏。
再想那遙遠的戍邊卒，日夜肩着戈戟防胡騎。
城上軍旗高高隨風揚.城樓日夜警覺望烽燧。
弓硬挽弓還需添力氣，盔甲冰寒冷入骨與髓。
今日邊兵更在何處行。想必走在荒僻邊陲地。
自我揣念又是何等人?苟且偷安竟然能如此!
深感自是損民小蠹蟲，至今仍空佔着諫官位。
雖然剛直可又無一言，豈能稱爲正直之朝士?
讚譽貶斥默默兩無言，豈能稱爲公正的良史?
我沒有耕耘過一畝田，手中更未握持一枝矢。
深愧心無富國裕民術，也缺平定邊疆之謀議。
只能空賦對雪之詩篇，殷勤酬謝深情的知己。
創作背景
此詩約作於宋太宗端拱元年(988)，作者在汴京供職。任右拾遺直史館。當時北宋跟契丹(後稱“遼”)正打仗，北方軍民深受戰亂、徵徭之苦。作者深感問題的嚴重性，自己沒有盡到諫官的職責。適逢汴京大雪苦寒，感懷傷事，於是寫下了這篇作品。
賞析
全詩可分五段。第一段從篇首至“飄飄滿天地”，從題面敘起，寫歲暮深居值雪。這段文字很平，但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是突出天氣的奇寒：“衡門晝長閉”“五日免常參”二句寫爲官的作者本人深居簡出，朝廷免去五日一上朝的慣例，官署亦不辦公，這些都間接表明歲暮天寒的影響。“睡起毛骨寒，窗牅瓊花墜”則是通過描寫漫天飛揚的大雪直接表達天氣的寒冷;二是描述一己的閒逸。既無案牘勞形之苦，復多深夜讀書之趣，因而往往睡到日上三竿纔起來。一日睡起，忽覺寒氣入骨，有玉屑一樣的白花飛入窗內，於是“披衣出戶看，飄飄滿天地。”十個字對雪沒有作細緻的描繪，卻全是一種瀟散愉悅的情味。這裏寫天寒，寫閒逸，無不是爲後文寫邊地兵民勞役之苦作鋪墊或伏筆。
第二段從“豈敢患貧居”到“相聚歌時瑞”，承接上段，寫家人團聚，賞白雪而慶豐年。值得玩味的是從篇首“衡門句到這一段，詩人一再稱窮。“貧居”固然是窮，“月俸無餘”、“數杯”、“一酌”亦無不意味着窮。其實這倒不是他真的要發什麼官微不救貧一類的牢騷，而是別有用意。他雖說“窮”，卻不愁薪米、能備酒餚，惠及父母兄弟妻子。在這大雪紛飛的歲暮，他們能共享天倫之樂，共賀“瑞雪豐年”。這裏句句流露出一種“知足”之樂，言“貧”倒彷彿成了謙詞。所以，詩人實際上是要告訴讀者：貧亦有等，從而爲後文寫真正貧而且困的人們再作地步。晚唐羅隱詩云“盡道豐年瑞，豐年事若何?長安有貧者，爲瑞不宜多。”從“相聚歌時瑞”的人們聯想到長安貧者，替他們說了一點話。王禹偁這裏的寫法大致相同，但他想得更遠，語意更切。
第三段即以“因思”二字領起，至“闃寂荒陂裏”句，轉而以想象之筆寫“河朔”人民服勞役的苦況。關於北宋時抽民丁運輸軍糧的情況，李復《兵餽行》寫得最詳細，可以參看：“人負五斗兼蓑笠，米供兩兵更自食;高卑日概給二升，六鬥纔可供十日。”“運糧恐俱乏軍興，再符差點催餽軍。此戶追索丁口絕，縣官不敢言無人;盡將婦妻作男子，數少更及羸老身。”第四段則以“又思”二字領起，至“牢落窮沙際”句，進而寫兵役的苦況。
這兩段所寫河朔兵民之苦，與一二段所寫身在帝鄉的“我”的處境，適成對照。一方是閒逸，而一方是不堪勞碌：服勞役者“車重數十斛，路遙數百里。贏蹄凍不行，死轍冰難曳”，服兵役者“城上卓握旗，樓自望烽隧，弓勁添氣力，甲寒侵骨髓”。一方無凍餒之苦，而一方有葬身溝壑沙場之憂：或夜宿“荒陂裏”，或轉輾於“窮沙際”。字裏行間，表現出詩人對河朔軍民之深厚同情，從而引出一種爲官者爲強烈責任感，和對自己無力解除民瘼的深切內疚。
從“自念亦何人”到篇終爲第五段，作自責之詞而寓諷諭之意。看出詩人內疚很深，故出語沉痛。他覺得貪圖一己的安逸是可恥的“偷安”，感到自己身爲“拾遺”而未能盡到諫官的責任，身“直史館”而未能盡到史官的責任，不足爲“直士”、不足爲“良史”。“不耕一畝田”，又無“富人術”，有愧於河朔之民;“不持一隻矢”，又乏“安邊議”，有負於邊塞之兵;更對不住道義之交的熱忱期望。所以罵自己爲人民的蛀蟲--“深爲蒼生蠹”。而事實上，王禹偁本人爲官“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爲已任”，是不當任其咎的。他在此詩以及其他詩中的自責之詞，一方面表示他不願尸位素餐的責任心，另一方面也是對那些無功食祿之輩的諷刺。
全詩層次極清楚，主要運用了對比結構，但這不是兩個極端的對比，而是通過“良心發現”式的反省語氣寫出，對比雖不那麼驚心動魄，卻有一種懇摯感人的力量。全詩語意周詳，多用排比句式，乃至段落之間作排比，卻毫無拖沓之嫌。其所以“篇無空文”，實在於“語必盡規”。因此，此詩不僅在思想上繼承杜甫、白居易繫心民瘼的傳統，在藝術風格上也深得白詩真傳，以平易淺切見長。從詩歌語言的角度看，乃是以單行素筆直抒胸臆，初步表現了宋詩議論化、散文化的風格待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