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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當時正由洛陽回到華州的任所,遂作《新安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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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唐代著名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出生於河南鞏縣,原籍湖北襄陽。爲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爲“老杜”。杜甫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並不顯赫,但後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於《杜工部集》。那麼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杜甫的《新安吏》,一起來看看吧!

杜甫當時正由洛陽回到華州的任所,遂作《新安吏》

【內容】: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

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

“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

“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

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

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

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

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

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

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賞析】:

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冬,郭子儀收復長安和洛陽,旋即,郭和李光弼、王思禮等九節度使乘勝率軍進擊,以二十萬兵力在鄴郡(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陽)包圍了安慶緒叛軍,局勢甚可喜。然而昏庸的肅宗對郭子儀、李光弼等領兵並不信任,諸軍不設統帥,只派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使諸軍不相統屬,又兼糧食不足,士氣低落,兩軍相持到次年春天,史思明援軍至,唐軍遂在鄴城大敗。郭子儀退保東都洛陽,其餘各節度使逃歸本鎮。唐王朝爲了補充兵力,大肆抽丁拉伕。杜甫這時正由洛陽回華州任所,耳聞目睹了這次慘敗後人民罹難的痛苦情狀,經過藝術提煉,寫成組詩“三吏”、“三別”。《新安吏》是組詩的第一首。新安,在洛陽西。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這兩句是全篇的總起。“客”,杜甫自指。以下一切描寫,都是從詩人“喧呼聞點兵”五字中生出。

“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這是杜甫的問話。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定製:男女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至天寶三載(744),又改以十八爲中男,二十二爲丁。按照正常的徵兵制度,中男不該服役。杜甫的問話是很尖銳的,眼前明明有許多人被當作壯丁抓走,卻撇在一邊,跳過一層問:”新安縣小,再也沒有丁男了吧?“大概他以爲這樣一問,就可以把新安吏問住了。”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吏很狡黠,也跳過一層回答說,州府昨夜下的軍帖,要挨次往下抽中男出征。看來,吏敏感得很,他知道杜甫用中男不服兵役的王法難他,所以立即拿出府帖來壓人。看來講王法已經不能發生作用了,於是杜甫進一步就實際問題和情理髮問:”中男又矮又小,怎麼能守衛東都洛陽呢?“王城,指洛陽,周代曾把洛邑稱作王城。這在杜甫是又逼緊了一步,但接下去卻沒有答話。也許吏被問得張口結舌,但更大的可能是吏不願跟杜甫嚕囌下去了。這就把吏對杜甫的厭煩,杜甫對人民的同情,以及詩人那種迂執的性格都表現出來了。

杜甫當時正由洛陽回到華州的任所,遂作《新安吏》 第2張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跟吏已經無話可說了,於是杜甫把目光轉向被押送的人羣。他懷着沉痛的心情,把這些中男仔細地打量再打量。他發現那些似乎長得壯實一點的男孩子是因爲有母親照料,而且有母親在送行。中男年幼,當然不可能有妻子。但爲什麼父親不來呢?上面說過“縣小更無丁”,有父親在還用抓孩子嗎?所以“有母”之言外,正可見另一番慘景。“瘦男”之“瘦”已叫人目不忍睹,加上“獨伶俜”三字,更見無親無靠。無限痛苦,茫茫無堪告語,這就是“獨伶俜”三字給人的感受。杜甫對着這一羣哀號的人流,究竟站了多久呢?只覺天已黃昏了,白水在暮色中無語東流,青山好象帶着哭聲。這裏用一個“猶”字便見恍惚。人走以後,哭聲仍然在耳,彷彿連青山白水也嗚咽不止。似幻覺又似真實,讀起來叫人驚心動魄。以上四句是詩人的主觀感受。它在前面與吏的對話和後面對徵人的勸慰語之間,在行文與感情的發展上起着過渡作用。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這是杜甫勸慰徵人的開頭幾句話。照說中男已經走了,話講給誰聽呢?好象是把先前曾跟中男講的話補敘在這裏,又象是中男走過以後,杜甫覺得太慘了,一個人對着中男走的方向自言自語,那種發癡發呆的神情,更顯出其茫茫然的心理。照說抒發悲憤一般總是要把感情往外放,可是此處卻似乎在收。“使眼枯”、“淚縱橫”本來似乎可以再作淋漓盡致的刻畫,但杜甫卻加上了“莫”和“收”。“不要哭得使眼睛發枯,收起奔涌的熱淚吧。”然後再用“天地終無情”來加以堵塞。“莫”、“收”在前,“終無情”在後一筆煞住,好象要人把眼淚全部吞進肚裏。這就收到了“抽刀斷水水更流”的藝術效果。這種悲憤也就顯得更深、更難控制,“天地”也就顯得更加“無情”。

照說杜甫寫到“天地終無情”,已經極其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然而這一場戰爭的性質不同於寫《兵車行》的時候。當此國家存亡迫在眉睫之時,詩人從維護祖國的統一角度考慮,在控訴“天地終無情”之後,又說了一些寬慰的話。相州之敗,本來罪在朝廷和唐肅宗,杜甫卻說敵情難以預料,用這樣含混的話掩蓋失敗的根源,目的是要給朝廷留點面子。本來是敗兵,卻說是“歸軍”,也是爲了不致過分叫人喪氣。“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唐軍討伐安史叛軍,當然可以說名正言順,但哪裏又能談得上愛護士卒、撫養分明呢?另外,所謂戰壕挖得淺,牧馬勞役很輕,郭子儀對待士卒親如父兄等等,也都是些安慰之詞。杜甫講這些話,都是對強徵入伍的中男進行安慰。詩在揭露的同時,又對朝廷有所迴護,杜甫這樣說,用心是很苦的。實際上,人民蒙受的慘痛,國家面臨的災難,都深深地刺激着他沉重而痛苦的心靈。

杜甫在詩中所表現的矛盾,除了有他自己思想上的根源外,同時又是社會現實本身矛盾的反映。一方面,當時安史叛軍燒殺擄掠,對中原地區生產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壞是空前的。另一方面,唐朝統治者在平時剝削、壓迫人民,在國難當頭的時候,卻又昏庸無能,把戰爭造成的災難全部推向人民,要捐要人,根本不顧人民死活。這兩種矛盾,在當時社會現實中尖銳地存在着,然而前者畢竟居於主要地位。可以說,在平叛這一點上,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因此,杜甫的“三吏”“三別”既揭露統治集團不顧人民死活,又旗幟鮮明地肯定平叛戰爭,甚至對應徵者加以勸慰和鼓勵,也就不難理解了。因爲當時的人民雖然怨恨唐王朝,但終究咬緊牙關,含着眼淚,走上前線支持了平叛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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