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鼎在宦海中的境遇讓我們感到生存幾乎是被偶然性支配的。向鼎的風格讓我們覺得能夠真誠愛人的人是幸福的。
人活在他人的目光中，在你還渾然不覺時陷阱可能已構成，也許一夜之間，知縣被參、知府被摘了印，再度回到赤條條來時的一無所有的狀態，往昔的繁華成爲不堪回首之夢境。生存是一場不能自主的放舟，尤其在宦海之中，更是要無風起波的。向鼎判了兩件刁訟，是簡明無誤的，判牛浦被控一案，有些潦草，但也夠不上“昏庸不職”。然而，已被“特參”了，倘若他不是通才，不會寫曲詞，則失去了鮑文卿這個救星，假若鮑文卿是個記不住作者的讀者，是個不敬重斯文的錢麻子那樣的戲子，是個不會真情向人的刁蠻之徒，向知縣就流落爲平民百姓了，可憐巴巴地用二十年生命才熬到手的一個知縣在頃刻之間就會被沒收回去。任何個人在予取予奪的社會裏都是被決定物! 命運在冥冥之中操縱着一切。
其實，性格就是命運。向鼎如不是有真性情的文學人士，當然寫不出曲詞，也不可能是個名士，但也可能正因爲沒有這些他具有冷酷奸詐的心性而早已高升，正在決定着別個有名士氣味的官員的命運。失於斯，得於斯，冥冥之中亦有必然性，這便是性格所派生的與他人的相互選擇性。向鼎與鮑文卿也是個相互選擇的關係，也走了一段互相選擇的歷程：鮑文卿親自送去崔按察司的信，又不接受向鼎五百兩銀子的謝金，就是爲了兌現那份自幼仰慕的好奇心，欲一見其人;向鼎對鮑文卿從感念終於發展到人格的吸引與尊重，還是因爲二人精神上有契合之處。
兩人都施恩不望報，都重情義，不言所利，而且都有知人之哲。他倆不是酒肉朋友，也不虛文應付，連接地位懸殊之兩端的紐帶是精神上的理解與共鳴。向鼎作爲學而仕者，深知官場上花面逢迎、人情似鬼之醜鄙，所以尤爲珍視這位賤行中的君子朋友。向鼎在季守備面前評價鮑文卿那段話，也是向鼎本人“事君交友”原則的聲明。那些中進士、做翰林的視傳道窮經爲迂而無當，誣博古通今爲雜而不精，他們已偏失了儒之本義，已與古之君子形成一種古怪的對照，他們的“生意”雖然是儒業，但他們本人早已不是儒了，早已名不符實了。鮑文卿也是名實不符，因爲他雖處賤業，卻頗多君子之行。向鼎不被名象所惑，指取本質，這是他最爲卓異之處，他也是在作爲吳敬梓的代理髮言人揭露頹敗的世風，呼籲建立以人品分高下的價值標準。官本位的社會，所有的名利、榮譽都是身份的附着物，都是跟着身份走的，向鼎擁有卓識，所以能“自風流”，是真名士。
有才纔有情，這幾乎是人性規律。無才的庸常之輩只能活在流俗信仰中、活在時髦的“聞見道理”中、活在僵死的早已違揹人性的教條中。惟有才者能理解人，不上“觀念幻覺”的當，能不受俗物俗規的羈勒，尊重自己的真情本性，從而具有了較高的人性水平，從而能夠平等待人。作爲等級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向鼎輕等級的風度彌足珍貴，他絕不是那種在狼前是羊，在羊前是狼的劣陋的人，他對待鮑文卿的態度與身份的反差顯示出人性的光輝。他們之間不是太守謙光、戲子卑下、主賢賓嘉的問題，而是在茫茫人海中終於找到了可以兌現真誠的對象這樣一個深層需要的問題，向鼎對鮑文卿不是一般的感念、還帳，而是在享用着一種叫友誼的情感。
“向觀察升官哭友”這個回目就很有意思，非但不是人闊臉變，反而好像他升官就爲了哭老友似的，書中的情節也的確是如此。作者這樣處理就是爲了突出向鼎對鮑文卿那份超越身份、等級觀念的真情。在死別慟哭之前，還有生別“揮淚”的場面，無論是道臺還是府守，對一個戲子能如此，如果不是同性戀的話(他倆之間是絕對沒有的)，則是頗有刺激性的“新聞”了。我們不妨比較一下向鼎兩次贈銀的細節。第一次向鼎說：“你是上司衙門裏的人，況且與我有恩。”這是初見時的情形，那意思一是敬畏二是感激。第二次是這樣說的：“這一千兩銀子送與你，你拿回去置些產業，娶一房媳婦，養老送終。”這是相處一年多以後生別離時的心情，這平淡樸實的字裏行間，流淌着骨肉般的溫情。鮑文卿還要推辭，向鼎說：“你若不受，把我當做什麼人!”那潛臺詞是：你應該知道我不是貪官污吏，這錢不是那麼太骯髒的;我也不是報答你，也不是給你結算僱金，我給的不是錢，這只是我的一種抒情方式而已。向鼎陛見回來，從南京過就爲了會會文卿，而文卿已成故人——世間再無鮑文卿! 這應該再次使向鼎感到“富貴壽考無憑據”! 他持意要到靈前去，“鮑廷璽哭着跪辭，向道臺不肯，一直走到柩前，叫着‘老友文卿!’慟哭了一場”。黃小田情不自禁地評論道：“四個字有無限深情，我閱之亦欲慟哭。文章之感人如是惟真也。”當向鼎給鮑文卿題寫銘旌，落款“老友”時，黃小田又評道：“今之大人先生敢爲之乎?”而對向鼎來說，此時寫出“老友”，只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動作，既不用思考，更不用躊躇的，是一種水到渠成般的“名至實歸”。
這是一個真情的“場”，是作者最爲心儀、最爲珍視的。在《外史》中，與此相類、感人至深的，還有秦老對王冕、牛老與卜老之間、甘露僧對牛布衣、杜少卿對沈瓊枝，那種真心相向的情義“場”，真是勢利風習中的別一世界，漾溢在他們身上的人性，與那個“無智、無聊、無恥” “三無”世界中兩腿無毛的動物身上的“性”，毫無疑問是兩種不同的東西，用個大而無當又不失忠厚的字眼是：兩種文化、兩種活法。是做一個諂上欺下的勢利之徒好，還是做一個人性不受污損的人好?作者正是在向鼎這樣經得住“文行出處”綜合考查的人身上寄託着一份頑強的希望： 但願有更多的這樣的人來推進文化和道德事業，做人要做這樣的人。
向鼎的戲不多，但給人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在全書中很好地、很全面地解決了文行出處問題的人，似乎首先是他，後邊又出了個真儒虞博士，那位虞博士又有點被作者“狀其渾雅而近於空洞”的味道，因爲作者缺乏足夠的意識資源，尤其是缺乏來自潛意識的支撐。如果說杜少卿之奇體現了作者的“狂”氣的話，那向鼎則體現了作者潛意識中的爲官之道。向太守的府中既沒有蘧佑的“三聲”，更不會有王惠那“三聲”的，他對那個世界基本上是淡漠的、無可無不可的，決不會像對情“場”那麼投入。可以設想作者當了官也很可能是這樣的。希望興禮樂兵農振興社會，只是作者理念上的理想，湯奏、肖雲仙的舉措是作者也做不到的，所以他們就遠遠不如向鼎這麼真切動人。向鼎似乎是全書中唯一沒有弱點的人物，他沒有虞博士那種“超凡入聖”的古老性，也不像平居豪舉的杜少卿那麼賢否不分。我們似乎可以說：向鼎形象給我們閱讀《儒林外史》這部展覽了衆多人物、干預靈魂、志在回答人怎樣生、路怎樣行這永恆問題的大書，提供了一個不偏不倚的座標，使我們藉以能清晰地排列出其他各色人等的位置來。他可以反襯“出”貪鄙臭官，也可以襯映那些品行卓異之士，他“文”而不喪智，不是被死書勾了魂的那種陋儒，也比那“處”而不“出”者顯得合情合理、現實一些。可以說，作者差不多是個合理主義者，只是這個理，不是理學之理，而是符合健全人性之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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