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16日上午10時，中國第二受降區在廣州中山紀念堂舉行侵華日軍受降儀式，日軍在廣州七年的侵略宣告結束。
1946年2月成立的廣州審判日本戰犯的軍事法庭是公開的，可以旁聽。因爲父親的關係，我有幸到現場目睹了這場大審判。
1945年8月14日中午，貴陽大街上突然槍聲、鞭炮聲、歡呼聲、鑼鼓聲、汽車喇叭聲、單車鈴聲和各種敲擊聲驟然響起，槍彈和鞭炮的硝煙瀰漫着城市上空。人們奔走相告：“日本仔無條件投降啦、日本仔無條件投降啦!”
那年，我十一歲，和母親隨着在“桂柳大會戰”慘敗後的父親，跟着張發奎將軍的第四戰區長官司令部抵達貴陽。
廣州受降儀式後不久，父親帶我們從貴陽經柳州，沿西江水路，於1945年10月初回到廣州。爲了不耽擱我的學業，父親安排我就讀於廣州國民大學附屬中學(今惠福路廣東省人民醫院宿舍處)。
1946年2月15日，國民政府成立“中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廣州行轅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簡稱“廣州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我的父親黃健生，時任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軍法執行監部少將督察官，參與協助審判的文書記錄工作。
“女，今晚早啲瞓(早些睡)，聽朝(明早)爸爸帶你哋(你們)去睇(看)審判日本仔田中久一。”一天傍晚，父親下班回家後對我和母親說。
1946年5月中下旬，一個風和日麗的星期天早晨，父親穿上燙得筆直的土黃色呢軍裝，頭戴桶形軍帽，衣領上是鑲着一粒金黃將星的領章，腰扎雙孔武裝皮帶，肩跨皮禮帶，袖口縫着醒目的紅槓條，腳穿擦得鋥亮的黑色皮鞋。懂事以來，我還從未見過父親如此英氣迫人的打扮。
我和母親穿上洗得乾乾淨淨的碎花棉布旗袍。早餐後，父親帶着我們從住處大德路沿着中華路(今解放南路)，快步走向審判侵華日軍華南頭號戰犯田中久一的法庭—廣衛路廣州行營會議廳。
法庭四周用約五尺高的木柵欄圍着，大廳正面牆上高懸孫中山先生巨幅畫像，國民黨黨旗、國民政府國旗分列兩旁。主要審判官坐在正對門口的小高臺上。小高臺下，兩旁爲其他審判工作人員;小高臺前，幾張靠背椅是被告和翻譯座;被告座後面是旁聽席，整齊地排列着的十幾排疏格長條木椅。能容納百來人的大廳，警戒顯得外緊內鬆。
我隨母親坐在旁聽席前排的中間處，矮小單薄的我，被四周坐得滿滿、穿着便裝的大人們包圍着，大家的目光不約而同地投向被告席。隨着一聲“帶被告田中久一”，作惡多端、被稱爲“華南之虎”的田中久一，臉色蒼白、目光呆滯地被兩個士兵押上被告席。
審判官在列舉了大量田中久一帶領侵華日軍在華南姦淫擄掠、殘殺無辜的事實後，問田中久一：“以上所列舉的事實，你認罪嗎?”田中久一略作沉思後，用低沉的聲音回答：“那是我部下的所作所爲，我一點也不知情……”他的話音未落，會場已一片譁然。
我雖沒有直接遭遇日軍，但清楚地記得，七年前，廣州淪陷的那年春天，我才五歲。黃埔軍校第四分校從廣州向西南遷移，時任黃埔軍校第四分校主任教官的父親，帶着我們加入了教職員工和家屬的遷徙隊伍。這次遷徙，跨三個省區，歷時七年餘，逾千公里。
我們在廣州、德慶、梧州、桂平、柳州、宜山、獨山、貴陽、南丹、安順等地穿行，與父親聚聚散散，時而坐軍用卡車、時而坐民用船隻、時而走路翻山越嶺。每一個地方停留都不超過半年，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
在遷徙路上的村鎮街市，無一不是彈痕累累、滿目瘡痍的。白天，路上是成千上萬逃避戰禍的難民。“日本仔追過來啦、日本仔追過來啦!”一聽到喊叫聲，極度混亂的場面一次又一次地出現。
一到晚上，人們拖着疲憊的身軀，餓着肚子，三五成羣地在荒山野嶺上圍着火堆，聽着遠處野獸嘶叫，等待着天亮後再漫無目的前行。路上常見在水溝裏的腐臭屍體和旱地裏的白骨，飢餓的禿鷹在天上盤旋着。
那時，母親常常把我緊摟在懷裏，遮擋着我的雙眼，不厭其煩地對我說：“想要見到媽媽，寸步都不能離開我啊。”如此刻骨銘心的恐怖場面，終生伴隨着我。
而眼前的法庭現場，隨着田中久一的狡辯，許多憤怒的公公婆婆、叔叔阿姨先後出庭作證，他們聲淚俱下、情緒激動地控訴田中久一在華南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田中久一也不時從武器性能、指揮權責等方面爲自己辯護，辯稱作爲降將，自己理應寬大處理。
其實，在“紐倫堡大審判”、“東京大審判”、“南京大審判”後，法官們已經對戰犯的狡辯進行了分析，並準備了充分的人證物證，制定了有針對性的審判方案，這些戰犯們絕無可能抵賴其罪行。
1947年3月，廣州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接到南京政府寒文(36)防呂甚字第4578號代電，覈准執行田中久一的死刑判決。3月27日下午，押解田中久一遊街示衆的卡車上，白布橫額上書“槍決日戰犯華南最高指揮官田中久一中將”，田中久一戴手銬腳鐐坐在車上。
廣州萬人空巷，市民爭相觀看。行刑車隊由摩托車開道，喇叭聲響個不停。沿途所到之處，萬目怒視，唾罵連天。車隊途經大德路時，我也隨人羣從大德路口一路小跑追至惠愛路(今中山路)。
刑場設在流花橋，田中久一押抵刑場後，被令跪下，憲兵用步槍行刑後，將其陳屍數小時示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