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農民起義，又稱明末農民戰爭、明末民變、晚明民變等，爆發於明末天啓七年(1627年)的陝北起義，至康熙三年(1664年)夔東十三家完全結束，是由李自成等領導的一場農民戰爭，其結果是農民起義軍失敗，明朝滅亡，清軍獲勝。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明朝末期，天災人禍不斷髮生，階級矛盾日益尖銳。明廷面對皇太極在邊外的威脅和內地的災荒，爲了節省開支，精簡機構，明廷被迫對驛站進行改革，而陝西又逢旱災，人民無法生活，只有鋌而走險。明末農民起義首先爆發於陝北。這裏土地貧瘠，生產落後，賦稅和徭役嚴重，加之連年發生災荒，所以率先引起農民起義。
從天啓七年(1627年)陝西王二起義開始，經過洛陽之戰、襄陽之戰、成都之戰和山海關之戰，至清順治十五年(1658年)敗，起義軍與明軍戰鬥17年，與清軍戰鬥20年。 王二、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部農民軍從小到大，從分散到集中，從遊擊流動作戰到運動流動作戰，最終推翻明朝。清軍入關後，農民軍採取聯明抗清的決策。。但是由於受到農民階級的侷限性和戰略失誤，再加上清兵與地主階級的瘋狂鎮壓，農民起義最終失敗了。
明末農民戰爭沉重打擊了明朝腐朽勢力和清兵的囂張氣焰。200萬農民革命大軍在黃河南北、長江上下十幾個省的遼闊地區，與明清地主階級軍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戰鬥。農民軍進一步提出了“均田免賦”的口號，標誌着中國古代農民反封建鬥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背景
天災不斷
17世紀開始的中國氣候，此時的明朝處於明朝小冰河時期，萬曆後期至天啓年間中國氣候顯著變冷，北方風沙壅積日甚，旱災逐年增多，農業收成銳降。與此同期，中原氣溫與北方農牧帶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漢以來的最低點。整個明末時期始終伴隨着旱災、寒流、蝗災、水災、鼠疫、瘟疫等，此後中原氣候持續下降，天下大亂，狼煙蜂起。
政治腐朽
階級壓迫和階級矛盾
明朝末年，各種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現在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福王朱常洵在洛陽所修的王府，花費白銀二十八萬兩;朱常洵就藩時，還得到萬曆帝上等良田四萬頃。朱常洵還不滿足。他在洛陽與民爭利，百姓有了災荒，捨不得拿出錢來賑濟。
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階級壓榨下，全國各地反抗鬥爭層出不窮，例如;1588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發劉汝國領導的上萬農民起義;1589年，李園朗、王子龍在廣東始興、翁源一帶起義;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浙江、福建、南京、山東均有大規模的暴動。1627年，陝北澄縣饑民暴動，由此拉開了有李自成參加和領導的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陝西地區成爲農民起義的中心地。
稅收嚴苛和土地兼併
明中期以後，國家財政的破產和賦稅的加派，不斷提取太倉銀兩供自己享用，甚至把外庫的藏銀輸入戶部，導致國家財政內外交困，面臨破產。
爲了應付日益增多的軍費開支，朝廷不斷地加派賦稅，明朝統治階級在全國範圍內以徵礦稅爲名，派遣了大量礦稅監，橫徵暴斂，魚肉人民。加重百姓負擔，加速了階級矛盾激化。
從皇室到官紳地主兼併土地愈來愈猖狂，他們依靠政治權勢大量地侵佔官地和私田。皇帝在畿輔地區設立了許多皇莊。宗室諸王、勳戚、太監也通過“乞請”和接受“投獻”等方式，霸佔了越府跨縣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國最大的土地佔有者。
組織制度體系缺陷
明末農民起義爆發的表面原因在於商品經濟的急劇發展和剝削程度的急劇加重，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社會各階層和封建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加派激化矛盾。而其深層次矛盾則在於明朝中後期的制度體系—宦官和賦稅制度。
軍制的敗壞
屯田制中的軍屯制度到後來弊端暴露無遺，首先是剋扣糧餉，明後期，將領剋扣士卒糧餉是一個極其普遍的現象，他們用脧削所得，過着糜爛生活，且向兵部官員、監視太監和紀功御史等人行賄，營求升遷或開脫罪責;其次就是軍隊的屯田多被軍官、豪強和內監佔奪，使得軍隊失去了糧食的來源，這就決定了霸佔軍田的人同士卒的矛盾必然激化，平時摩擦甚多，戰時更不可能做到上下齊心; 第三就是軍紀敗壞‘，軍紀敗壞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殺良冒功”，於是官軍往往對手無寸鐵的平民濫施屠殺。 史籍中所說，“今官兵所至，動以打糧爲名，劫商賈，搜居積，淫婦女，焚室廬。小民畏兵，甚於畏賊。” ;第四時明末的兵變是統治危機的一個重要表現。萬曆以來，軍隊由於缺餉而譁變的事件已時有所聞。天啓年間，福寧、杭州等地也先後發生兵變，還有援遼軍隊譁變於河北玉田縣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