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蓮是一個悲劇，而她的悲劇源於當時的法律制度。以王權爲本的法律制度，其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是普通的人，而是以國王或者皇帝爲代表的統治集團的利益。在這樣的法律制度下，人只能作爲勞動工具被統治者所統治，其正當權益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尊重和保護的。在當時的法律制度下，一個女人連決定自己婚姻與愛情的權利都沒有，潘金蓮的人生怎麼可能不是悲劇的人生?
潘金蓮一出場就放射出人格亮色--沒有因爲張大戶是個有錢人而違心依從於他。今天不是有不少的漂亮女人在傍大款嗎?張大戶是大款，可潘金蓮就是不傍，她只傍她喜歡的男人。古今對比，潘金蓮是不是很有幾分可貴?你不傍我是不是?好，我把你送給武大郎!讓你一輩子傍在一個又矮又醜又窩囊的男人身邊。潘金蓮要麼順從張大戶，要麼嫁給武大郎，何去何從呢?魏明倫先生的川劇《潘金蓮》用唱詞道出了一個女人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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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是愚人醜陋，
那邊是衣冠沐猴。
兩邊皆苦酒，
一嫁終身愁。
可有三條路來走?
有，投進荷塘萬事休。
潘金蓮想到了死，一死萬事休，一切煩惱和痛苦都沒有了。然而——
草木有情啊，風月好，
妙齡如花啊，纔開頭。
人生路上再走走，
苦酒和淚吞下喉!
怎麼可以去死呢?在張大戶與武大郎之間，她選擇了武大郎。
武大雖醜，非禽獸，
豪門黑暗，似墳丘。
寧與侏儒成配偶，
不伴豺狼共枕頭!
這些唱段，聞之淚下。是在美化潘金蓮嗎?我認爲，一點也不。小說不也是這麼寫的嗎?在財富與人品之間，她還是選擇了人品——武大郎畢竟是個好人。
如果武大郎沒有武松這樣一個兄弟，或者如果武松沒有出現在潘金蓮眼前，那麼，潘金蓮會是怎樣一個女人呢?她會有後來的紅杏出牆嗎?難說。那個時代的女人，大多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愛情之於女人，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女人怎麼可以奢侈呢?就這麼活吧。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如果以活着爲最高目標，抱着一種活着就行的態度生活，還有什麼痛苦不能忍受?
古往今來無數的中國人就是這麼活過來的。想想，可怕啊!不幸的是，武松出現了，這個景陽岡上的打虎英雄與潘金蓮的丈夫武大郎形成了太鮮明的對比：一個是凜凜一軀堂堂一貌，一個是身材矮小形容猥瑣;一個是英雄蓋世萬夫不擋，一個是窩窩囊囊手難縛雞。任何一個女人，任何一個身心正常的女人，先嫁武大後遇武二，都不可能不心潮起伏。魏明倫先生的川劇《潘金蓮》中潘金蓮有幾句唱詞，說出了她對武松的感覺：
爲什麼有了他熱浪翻滾?
爲什麼少了他死氣沉沉?
爲什麼當初無緣識豪俊?
爲什麼見面已有叔嫂分?
至此，潘金蓮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恪守婦道，甘於寂寞;二是衝開束縛，追求幸福。當時的中國女人，遇到潘金蓮這樣的情況，多數要選擇前者。可問題是，選擇前者，不要說對於潘金蓮這樣的女人，就是對於一個清心寡慾的女人，也實在是一種莫大的痛苦。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一個是武松，一個是武大，兩個人在你眼前晃來晃去。一想，你的丈夫不是武松，而是武大，你會覺得滋味如何?潘金蓮沒有選擇甘守寂寞，這就註定了她的悲劇人生。她向武松示愛，不光是壞了男女不可婚外私通的綱常，而且壞了叔嫂間的倫理規則，是雙重的罪名。可她就是頂着雙重的罪名向武松示愛了。在當時的社會，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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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個行爲，可以從兩個層面上分析。從理性層面上分析，潘金蓮未必認爲自己這麼做是正當的，或者，她根本就不敢思索如何對自己的行爲進行道德評判。因爲一旦去思索，她會使自己陷入更深重的矛盾和痛苦中。從感性層面上分析，潘金蓮對武松的渴求達到了相當強烈的程度，強烈到不可遏制。否則，她不會那樣精心地設計引誘武松的具體步驟，不會對武松有那麼赤裸裸的情感表達。
細讀文本，我們發現潘金蓮引誘武松的全過程寫得很有情趣，很有生活氣息，也很美。潘金蓮先是胡思亂想，覺得嫁給武大好窩囊，又覺得奇怪，怎麼武大會有武松這樣一個兄弟?都是一個媽生的孩子，做人的差距怎麼這麼大呢?又想，這是我的愛情鳥飛來了，“不想這段因緣卻在這裏”。
胡思亂想一通之後，開始跟武松說些半明半暗的話。兄弟你搬回來住吧，別在衙門吃食堂了，嫂子我做的飯多幹淨，多好吃啊!不回來，你在外面有女人?沒有啊，那就好!兄弟你多大?哦，比我還大三歲哪。嫂子我嫁給你哥，受了不少氣，要是家裏有你這麼一個生猛男人多好啊，我最看不得窩囊的男人了，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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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這些語言，還有一些親暱的小動作，比如，在家裏吃飯的時候，替武松夾菜，“揀好的遞將過來”。最後，當着武大的面，直接要求武松搬回家裏來住。兄弟你要是不搬回來住啊，那不是叫人笑話哥哥嫂子不懂事嗎?潘金蓮的話說得在情在理，武大郎也要求弟弟搬回來住。武松也就答應了。
如果不是用作者施耐庵的視角，而是用我們自己的視角看《水滸》，如果不把潘金蓮看作一個無恥的淫婦，那麼，讀潘金蓮在家裏正式向武松示愛的這一段故事，可以讀出許多詩情畫意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