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潘金蓮、李瓶兒是《金瓶梅》得名的三女性中的兩位，也是作者用墨最多的兩位女性，即張竹坡之所謂“正寫”。她們在名分上有着“大抵皆同”（張竹坡語）的經歷。李瓶兒曾是樑中書的妾，做過花子虛的妻，與蔣竹山也有過兩個月名不符實的夫妻生活；潘金蓮雖未當過誰人的妾，但在王招宣、張大戶家做使女時，有過與主子通姦的歷史，後來被迫嫁給賣炊餅的武植，也還有着正室的名分。特別相同的是，潘李成爲西門慶妾的過程：私通（都與西門慶）——殺夫（潘毒死武植、李氣死花子虛）——插曲（潘的插曲是薛嫂兒說娶孟玉樓，李瓶兒的插曲是陳洪遭貶，陳敬濟回來避難）——一頂轎子擡過西門府。“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相同的外在經歷，並不能導致相同的外在行爲。在西門府的前花園中，潘李二人的表演截然相反，在她們的行爲中體現的完全是相背的人格系統。
有人說：潘金蓮、李瓶兒是《金瓶梅》中兩個悲劇人物（孟超《〈金瓶梅〉人論》），也許他看到的僅是二人命運上的共通之處。但著有《〈金瓶梅〉的藝術》的孫述宇先生卻認爲，潘金蓮典型地犯了佛家“貪嗔癡”三毒中的“嗔惡”之毒，李瓶兒則是陷入三毒中的“癡愛”一毒（對“癡”，孫先生有別解），顯明地指出了二者的不同。但本文的意圖並不在於對二人的相同的外在經歷和不相同的外在行爲的辨別上，我試圖從心理學的角度，檢討出被作者隱去（或者說捨去）的潛藏在人物外在行爲後面的人格心理因素，找出造成兩種人格系統的心理動機及其形成原由。促成我對潘金蓮李瓶兒人格心理探討的契機有兩個。一個是孫述宇先生的一句話：“潘金蓮寫得非常生動有力——也許是全書中最生動有力的一個，然而我們有時也會嫌她稍欠真實感。”用我們正常生活中的行爲準則去衡量，潘金蓮對性的追求，對秋菊的虐待該都屬“稍欠真實感”（注意，不是不真實）之列，屬超常（不正常）行爲，這些與宋蕙蓮的行爲顯然不同，所以我覺得孫述宇先生接下去的解釋是不妥當的。
於是我便想：在潘金蓮這異常行爲背後是否有一些異常的心理因素？那不正常的心理因素又是怎樣形成的？另外一個契機則是對有爭議的李瓶兒的思考。一些研究者認爲，進入西門府前後有兩個李瓶兒，雖名相同，其實不一樣，甚至認爲作者不懂人物塑造。但當我仔細讀完李瓶兒的文字以後，我的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見：李瓶兒只有一個，而且作者不但懂得人物塑造，且最瞭解李瓶兒的心事。我在李瓶兒進入西門府前後的變化中找到了心理依據，其外在行爲的前後相背不是作者爲了行文的方便隨意改動的，作者如此寫是有他的心理依據的。關於人格，一般把它等同於個性或性格。但在心理學上，人格則引起激烈的爭論，定義更是衆說不一（美國心理學家阿爾波特曾綜述過五十個定義）。
現代心理學基本傾向於這樣一種意見，即人格是個體與社會環境相作用所形成的一種獨特的身心組織（《人格心理學》）。因此，對人格的形成能夠產生影響的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生理的，一是社會的，而生理的影響也包含了社會的內容。這樣，“新弗洛伊德派”代表荷妮（霍尼Horney）便反對弗氏的“性”人格，認爲“環境因素”是最主要的。人格是穩定的，但在強烈的外在刺激（“強烈”是針對個體身心組織的承受能力來說的，“外在刺激”包括對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的刺激）影響下，個體人格會偏離原有軌跡，嚴重者會造成精神病，輕度的則會產生焦慮，引發“神經症”（又譯“心理症”neurosls）。“心理症”患者與正常人在外表上沒有明顯區別，只因其受“心理障礙”的影響，有些異常行爲而已，其人格並未發生解體。通過對潘金蓮那“稍欠真實感”的異常行爲的考察和李瓶兒前後矛盾人格的分析，我的出這樣的結論：潘金蓮是個典型的心理症患者，而李瓶兒則受着“道德性焦慮”（moralanxiety）的折磨，所以潘金蓮偏執，李瓶兒鬱悒。潘金蓮的嫉妒，“喪廉寡恥，若雲本自天生，則良心爲不可必，而性善爲不可據也”（張竹坡評語）。
在潘金蓮健康的身心組織正常活動時，她的人格不會發生突變，是穩定的連續的，雖然也有些不檢點的行爲（倚門賣俏），但那也屬正常的生理需求，並未在心理上產生危機。即使嫁給武大，也沒有造成強烈的刺激（潘金蓮的心理承受力），雖然沒人時愛唱個《山坡羊》（“想當初，姻緣錯配，奴把你當男兒漢看……”）表達自己對其婚姻的痛恨，但充其量只能算是一點兒閒愁，“奈何隨他怎樣，到底奴心不美”，還沒有達到影響其正常人格的程度。但有兩次事件對她影響最大，一件是武松對她的拒絕，一件是西門慶娶孟玉樓對她的拋閃。
研究《金瓶梅》的人，至今還沒有誰認爲潘金蓮對誰有過愛意。但我想，也許她有過一次（僅一次）愛的衝動，即對武松的衝動。當潘金蓮第一次看到“身材凜凜，相貌堂堂”的武松時，她認爲，唯有他纔是她心慕已久的“男兒漢”，唯有他才配抱她的“羊脂玉體”。不可否認，潘的衝動中確實有性的成分，但這毫不影響我認爲她對武松有愛意。要知道愛情本身就含有很多的性的因素，否則，作爲唯物論者的我們就無法解釋“一見鍾情”（儘管有些人不承認它，但它仍然在爲人間拋灑愛的種子）這種現象。
仔細回味一下，我們會從潘金蓮對武松和潘金蓮對西門慶的視點上看出一些差別，看武松：“這般人物壯健”“畢竟有千百觔氣力”。看西門慶：“那人生得風流浮浪，語言甜淨”。對前者，潘金蓮心嚮往之，是健康的；對後者，潘金蓮表現出的“留戀”，只可謂性的誘惑。想武松時，“這段姻緣卻在這裏了”，潘金蓮想嫁給他；想西門慶時，“他若沒我情意時，臨去也不回頭七八遍了”，對性對象的猜測。只有這樣理解，我們才能解釋清張竹坡的疑問——“不然金蓮十二分聰明人，豈不知防患乎？”（武松欲娶回潘金蓮時）也只有這樣理解，才能解釋西門慶能佔有她肉體，爲何佔不住她的心？（潘金蓮揹着他與琴童、陳敬濟私通。）然而，隨着武松的拒絕，潘金蓮僅有的一點兒愛的夢想破滅了，她的性自尊受到現實強烈的刺激，一變而扭曲爲極端的性自負。潘金蓮在與武大郎的比並中，形成的盲目的性自尊——自比鸞鳳、靈芝，在具有“現實原則”象徵意味的武松的嚴格“糾察”下，遭到毀滅性失敗，只好退回潛意識。
壓抑、扭曲的生理上的性自尊轉而充實了她原本對自己姿色和小腳的自負心理，使她健康平衡的人格發生傾斜，使支配其行爲的多種心理動機（阿爾波特“動機的種類是多樣的，我們極難找出它們的公分母”《人格心理學》）被其極端的性自負（精神專注於此）所代替。因此，潘金蓮對着武松喊道：“我是個不戴頭巾的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不是那腲膿血搠不出來鱉！”情的寄託落空，性的欲求同時受到創傷性抑制。她的生活從那時開始發生鉅變；性的需求已不再停留於賣弄姿色上，更進而成爲她“生活的習慣”，她開始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這種需求活動中，爲了滿足她的性慾，她可以毒死武大，嚇死官哥兒，逼死宋蕙蓮。西門慶的出現，可以說爲她打開了追求性滿足的大門，然而“說娶孟玉樓”更強烈地刺激了她的自卑心理。
她雖然有姿色，但出身低賤，更沒有錢財，只憑姿色是籠不住西門慶的。在這點上，她甚至比不上臉上有麻點但有錢的寡婦孟玉樓。所以她害怕提到有關錢物和地位，對此也特別敏感。
第七十八回，潘金蓮過生日，潘姥姥好心，買點兒東西來看她，她卻因爲一分轎子錢跟潘姥姥鬧起來，“你沒轎子錢，誰叫你來？恁出醜陌刂劃的，叫人家小看。”還說，“休要做打嘴的獻世包！關王賣豆腐——人硬貨不硬，我又聽不上人家那等屄聲顙氣。”她沒錢，即使別人不說她，她也覺得有人在笑她。在精神上她很自卑，這一點在七十九回表現得更突出。“月娘道：‘王三官兒娘，你還罵他老淫婦，他說你從小兒在他家使喚來。’那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把臉掣耳朵帶脖子都紅了，便罵道：‘汗邪了老淫婦……’”潘金蓮絕不願承認自己曾是人家的使女，所以她一聽這話便歇斯底里（屬膽汁型，是神經症外傾的特徵發作），大罵林太太。這些都是社會地位對潘金蓮的影響，直接原因就是“說娶孟玉樓”時對她的刺激。她嫉妒那些地位和財物方面優於她的人，特別是在這些因素同時對她性的追求造成威脅時，她更是想盡一切辦法把她“”下去。李瓶兒有錢並得了西門慶的寵，她就琢磨佔李瓶兒的便宜；李瓶兒皮膚白嫩歡了西門慶的心，她便搽白身體投西門慶的好；李瓶兒生了官哥兒，既得了西門慶的寵，又有了近乎主家婆的地位，潘金蓮就一面挑撥吳月娘對李不滿，一面想辦法驚死官哥兒。
鄭愛月兒拉攏了西門慶，潘金蓮就掀她的裙子，評說她的腳型不堪。由性自尊而導致的性自負和心理自卑構成潘金蓮的神經症人格，其心理是變態的。對性的無限追求給她的生活伏下危機，她總有一種不安全感。“性極多疑，專一聽籬察壁”。一旦追求的目的沒有達到，或遭受點挫折，她在精神心理中便無法調節抵消，或尅迎兒，或毆秋菊，兩般發泄都不行時，便只有手抱琵琶自怨自嘆。然而，當她得意時便忘乎所以，甚至鬧到吳月娘房中而至不可收拾地步，終於不爲吳月娘所容，以二十兩銀子賣出。張竹坡說：“夫不有子虛，則瓶兒歸西門是無孽之人。”我用“道德性焦慮（moralanxiety）來分析李瓶兒的人格心理，正是基於這段話。此處”孽“字顯然是罪惡的意思。查《詞源》”孽“本沒有罪惡之意，只是後人把佛教講的”業障“誤爲”孽障“，纔有了”業“與”孽“的相通。”佛教稱過去所做惡事造成的不良後果爲業障“（即孽障）。查《現代漢語詞典》，”業障：佛教徒指妨礙修行的罪惡“。張竹坡看到的雖然只是李瓶兒做了惡事，但聯想到他認爲”瓶兒是癡人“，我們就會明白，同樣害死親夫，爲何不稱潘金蓮爲有孽之人的原因了（他稱”金蓮不是人“）。
在張竹坡看來：作孽，對潘金蓮來說不會產生任何影響（但沒有看到潘金蓮作孽時，已是神經症患者），但對”癡人“李瓶兒則不然，此孽將影響她的後半生，所以他滿懷同情的口吻說出本段開頭那段話。我說李瓶兒有”道德性焦慮“，就是指她對自己所做的惡事──氣死花子虛——在道德上不自知地進行自我譴責。李瓶兒”癡愛“西門慶，在這點上我同意孫述宇先生的觀點。我認爲，在明代社會中出現西門慶（儘管書中稱宋代，實際寫的明代）這樣的能人，不僅應在歷史學、經濟學等領域受到重視，在人性發展史上也應該濃濃地抹上一筆。”個體心理學（individualpsychology）發現：生活中的每一個問題幾乎都可以歸納於：職業、社會和性這三個主要問題之下。“（阿德勒《自卑與超越》）西門慶的職業雖然是理刑副千戶，但就上提之”職業“的真正含義而言，西門慶是個商人，他不僅能從商品交換中牟利，甚至能從婚姻中賺錢，作爲商人西門慶是成功的。西門慶的社交能力更不用說，他能從一介白衣升爲理刑副千戶，誰不佩服（儘管手段不正大），就性的問題來說，我們當然不希望能從西門慶身上看到什麼浪漫情調，他同女人的關係只能是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西門慶是成功的。
從以上的分析看，不論哪方面，西門慶都是當時社會中出類拔萃的（不一定是好的，但他卻是代表先進的）。李瓶兒在社會地位上，比西門慶要高一些，而且也不缺錢花，她缺少的是精神寄託和生理的滿足。而西門慶所表現出的極強的生命力，不僅使她在精神上，而且在肉體上得到滿足。所以她對西門慶說：“你就是醫奴的藥一般，一經你手，教奴沒日沒夜只是想你。”爲了嫁給西門慶，李瓶兒氣死花子虛。但不論她的動機多麼合理（愛西門慶，恨花子虛）多麼沒奈何（那個社會只有夫休婦，沒有婦休夫的道理），事情的結果卻是做了“孽”，而且此孽深植李瓶兒的潛意識，一旦受到外在條件的激活，它便會表現出來。花子虛死後，李瓶兒催西門慶早些把她娶過去，“‘休要嫌奴醜陋，奴情願與官人鋪牀疊被，與衆位娘子做個姐妹，奴自己甘心，不知官人心下如何？’說着滿眼落淚。”“‘隨問把我做第幾個也罷，親奴捨不得你。’說着，眼淚紛紛的落將下來。”“‘奴情願伏侍你，鋪牀疊被’說着淚如雨下。”每次李瓶兒談到要嫁過去時都哭一番，爲什麼呢？張竹坡說：“人謂寫瓶兒熱，不知寫瓶兒心悔也。”“乃深悔從前貨落人手。”我認爲，李瓶兒幡然有悔，但不是爲“貨落人手”而悔，乃是爲作“孽”而悔。氣死花子虛這一惡事，在李瓶兒正常的心理活動中形成孽障（業障），即焦慮。她無法通過這一關，也無法使這種道德上的自責消匿。一個人在幹某件事時，由於受着某種衝動的支配，往往看不到這件事的後果，所以我們常能聽到這樣一句話“我幹了什麼？！”李瓶兒受其情愛和怨恨的左右，藉機大罵花子虛，也許她並未想到氣死他的結果會怎麼樣。
但當西門慶遲遲不娶她時，她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心理上有些不安和憂慮。經過與蔣竹山兩個月的生活之後，其不安和憂慮更重，甚至有些恐懼感，在西門慶向她舉起鞭子那一刻，這種感覺越加清晰，“我那世裏晦氣，今日大睜眼又撞入火坑裏來了”。不安和憂慮一變而爲自怨自責，甚至自恨。李瓶兒的“癡愛”無法抵消她潛意識中的罪惡感，即“孽根”。她常常夢見花子虛要去告她，要懲罰她，弗洛伊德認爲，道德性焦慮最後會擴展到對死亡的害怕及對死後懲罰的預見。李瓶兒“夢見花子虛從前門外來，身穿白衣，恰似活時一般。見了瓶兒厲聲罵道：‘潑賊淫婦，你如何抵盜我財物與西門慶！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兒一手兒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饒恕我則個。’”李瓶兒總覺得欠花子虛什麼（她怕他討還），是財？還是命？她潛意識中的焦慮終於在夢中暴露出來，她有些後悔，“孽機發，動悔念矣”。（張竹坡語）她渴望寬恕她甚至想通過自己的犧牲（拋卻西門慶）跟花子虛去，以償還她的孽債，擺脫焦慮，“花子虛抱着官兒叫他，新尋了房兒同去居住”。此夢兩人沒有吵鬧，在李瓶兒潛意識中，這樣做或許能緩和衝突──內心的衝突，“超我”與“本我”的衝突。但她還是眷戀着西門慶，不忍遽去，所以，以後的夢中，衝突便越來越激烈，直到她死。
潛意識中的自責自怨，在行爲上甚至有着“心理症自恨”的特徵，即“自苦”“拖延”。潘金蓮爲與李瓶兒爭寵，千方百計地驚嚇官哥。李瓶兒雖然心中明白，但她仍然束手無策，只是“兩手握着孩子耳朵，腮邊墮淚，敢怒不敢言”。也許她把實情說與西門慶，事情能好些，但她還是“晝夜抱孩子，眼淚不幹地只是哭”。別人給她拿主意，她倒說：“隨他罷了，‘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在這堂皇的理由背面，實際上隱藏着“自苦”的動機，她“暗氣暗惱”的理由只有一個，既不是她沒有與潘金蓮競爭的實力（她有錢，有兒子，還有西門慶的寵愛），也不是她天性懦弱（她敢罵花子虛，罵花子虛趕走蔣竹山），而是潛意識中的自我道德譴責，她的“拖延”，即對潘金蓮進攻的容讓：潘金蓮舉驚官哥，她忍了；潘金蓮打秋菊驚官哥兒，她忍了；潘金蓮打狗驚官哥兒，她忍了；直到雪獅子一撲，嚇死官哥兒，她也忍了。爲什麼呢？荷妮說：“拖延者知道自己所拖延的事，通常是愈積愈多的，而使自己將極多的痛苦加諸於自己身上”，“這是使自己蒙受到痛苦的一種報復性滿足”（《自我掙扎》）。張竹坡說：“見瓶兒之不能防微杜漸也。”在李瓶兒的潛意識中，她企望以“拖延”造成更強烈的“自苦行爲”，從而抵消她的罪惡感，獲得新的人格平衡。失去官哥兒是她“自苦”的頂點，但事情的發展對她越發嚴峻，她不但無法擺脫焦慮，甚至自責的程度越來越強。李瓶兒的“道德性焦慮”人格，產生的是“自苦”行爲，表現的是憂鬱的神情，與以前處於主婦地位，支配別人時的人格當然不同。
以前的李瓶兒心理健康，沒有任何障礙，所以她能放得開，潑辣得來。《金瓶梅》這部小說是真實反映明代後期病態的社會現狀和帶有當時病態風氣的文學作品，一些人物，一些事件的寫法，難免不帶有變態的成分，運用現代心理學思想來研究它，或許是一條能打通現代人與古人心靈的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