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檜和悟室有私人關係可能是真的，有共同見解也可能是真的，後來的議和主張有類似處也是真的，但就此認爲秦檜是漢奸，認爲其南歸是“乃授以旨意，得其要領，約以待時而舉，密縱之”，則猜測大於事實，並無實據。同時，正如王氏所言，檜南歸時，高宗還處於流浪中，南宋隨時有被滅亡的風險，金人有必要把秦檜發展爲內線嗎?而且，秦迴歸途中所冒風險很大，曲折甚多;回南宋朝廷時，能否被重用，都是未知!何況到時，不少從北方回來者，多受到懷疑，而被打入另冊，如大詩人辛棄疾。
但王氏這段史料的最大價值之處，也是被後來有良知史學家，如趙翼、呂思勉等所重視的在於：一是充分肯定秦檜所主持紹興和議的功勞。和議達成後，不僅皇太后得以南歸，更重要的是兩國二十餘年保持了和平，使百姓得以安寧，南宋王朝得以穩固。二是正確指出了秦檜的失誤，即把和議作爲目的而不是手段，和議達成後沒有積極重振政務、軍務，使得二十餘年後和金人再次作戰時，仍幾無抵抗之力。
同時，秦檜和之前的王安石、蔡京，之後的賈似道之流一樣，均是權臣，權勢薰天。但就此認爲“不知其上”，則顯然言過其實了。宋高宗較其父、兄，實爲有爲之君，秦檜的“權傾海內”，其實更多仍在高宗的手掌之內。或者說，高宗因依賴秦檜而使其有所縱權，但一旦有必要，則可收之乃至毀之。恰如秦第一次罷相時，高宗對其制、其告，是如此的罪責、推責，成爲其替罪羊。秦死後，更成爲徹底的替罪羊，而被罵千年。
多餘的話1：秦檜之前，漢民族與少數民族間通過和議實現和平，早就有之，且幾乎每朝都有，如漢朝初期的和親、如唐朝初期的結盟，如宋朝初期的貢歲。但和議多是在對方自己弱小時的一種策略，等自己力量強大時則多給予報復，如漢武帝時候霍去病等、唐高宗時代高仙芝等的遠征。秦檜與金人和議，實際是在呂頤浩、趙鼎、張浚等爲相，力主與金人作戰勝少負多、國難安寧的背景下，高宗被迫重新拜檜爲相後，艱難達成的。和議沒有放棄南宋實際控制的一寸土地，相反還收復的河北、河南大量的失地。其成效，平心而論，是功莫大焉。
多餘的話2：秦檜死後，宋高宗、宋孝宗均有較長時間來整頓、發展軍務，充實國防能力。特別是宋高宗禪位給宋孝宗後，後者完全有必要、有機會來發展軍力，但其卻沒有來充分準備，而是倉促撕毀和議，倉促出兵，結果大敗而歸。這次兵敗，其影響是十分深刻的，一方面本想有所作爲的宋孝宗從此一蹶不振，不敢再言兵;另一方面使南宋軍民想收復北方的信心嚴重喪失，乃至到最後被元人滅亡，也再沒組織過像樣的戰爭。從大歷史意義來說，因這次兵敗及其約100年後的被滅國，使得漢民族從此喪失了之前的那份民族自信、自豪、自傲，而逐步內向、收縮、自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