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1901年11月8日—1990年9月21日)，字子敬，山西省五臺縣永安村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黨和國家卓越的領導人。
徐向前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一期，曾指揮臨汾戰役、晉中戰役、太原戰役。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
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人物生平
徐向前，字子敬，1901年11月8日出生於山西省五臺縣的永安村。他的父親徐懋準是清末秀才，母親趙金鑾，是一位典型的家庭主婦。徐向前在母親身邊長大，伴隨着母親勞動，母親也就成爲他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師。徐向前的母親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勤勞善良，平素積德行善，她那賢惠、助鄰的行爲深深地影響着小向前。兒時，他幼小的心靈雖然還理解不了那些難以捉摸的深奧的事理，但他從人與人的關係中認識母親，開始朦朦朧朧地意識到，人與人之間應該相互愛護、和睦相處。父親的行爲同樣給徐向前以很大影響。他以父親爲榜樣，以平
紅軍時期的徐向前(圖五)等的態度對待周圍的人。少年時的徐向前讀了3年多的私塾，《詩經》還未讀完，就有了不讀“五經”的學校。[1][2]
1914年，他被送到東冶鎮陀陽高等小學校去讀書。他非常喜愛這所學校，在那裏，開始接受新事物。因家境不濟，兩年後徐向前又回到本村讀私塾。即便如此，徐向前的學業也未能繼續，一年後徐向前便結束了少年時期的學校生活。這對於一個渴望讀書的少年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輟學在家的徐向前在無奈之中過早地承擔起了成人的重擔。
16歲至18歲，徐向前在河北省阜平縣書店裏當學徒，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份社會職業。兩年艱辛的學徒生涯，磨鍊了他頑強的意志和善於忍耐的品格。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間，他還閱讀了大量的中國古典小說，萌生了爲國捐軀的雄心壯志，激發了學軍習武的濃厚興趣。
1919年3月，徐向前考入了山西國民師範第一期速成班學習，可以說這是他一生中“時來運轉”的第一步。給他帶來這次機遇的是中國歷史的大變革即辛亥革命後開始興辦貧民教育，也是與他一河之隔的“五臺老鄉”閻錫山提倡“民智”、大辦教育。他在這裏不僅接受了較爲系統的智力教育，而且受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從國民師範畢業後，徐向前本想一心一意當好教師，但是，世道同他作對，使他不能如願。
黃埔軍校時期
1924年，在黑暗中求索的徐向前終於探出一條光明的大道來——成爲孫中山創辦的黃埔軍校的第一批優秀學
抗戰初期，徐向前任八路軍129師副師長生，在革命征程上邁出了第一步。在黃埔軍校學習時期，徐向前接受了正規軍事訓練。按學程規定，一個月入伍教育，六個月正式教育，七個月後畢業。課程按典範論、各種條令外還有戰術、兵器、築城、地形和交通通信五大教程。七個月的學習，爲徐向前後來在海陸豐、鄂豫皖、川陝以及以後戰爭中發揮軍事才能打下了堅實基礎。
黃埔軍校開學不久，徐向前參加了平定廣州商團叛亂的戰鬥。畢業留校期間，他和同學們一道參加了第一次東征。在東征中，徐向前第一次率兵作戰，看到學生軍中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不怕流血犧牲的英勇獻身精神以及彭湃同志領導的海陸豐農民支援東征軍的革命盛況，使他深受鼓舞。
1925年，徐向前告別了黃埔軍校，開始了他新的軍旅生涯。7月，他和白龍亭、趙榮忠、孔少林等來到了駐河南安陽的國民革命軍第2軍第6混成旅。在這支軍隊裏，他目睹了軍閥貪污、吃空名額、軍紀敗壞的情況，感到非常失望。
1926年，他追隨着廣州國民革命軍來到武漢。他從漢口走到武昌，看到標語滿目、歌聲震天，好一派革命的景象，又重新點燃了他內心革命的火焰。在這裏，他擔任了學兵團的一名指導員，不久又被任命爲武漢軍校總隊政治大隊第一隊少校隊長。他常常利用工作之餘與活躍份子聚在一起，談理想，談志向，談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區別等。他先後閱讀了列寧的《二月革命》、《遠方來信》，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還有瞿秋白、魯迅的文章。徐向前從讀書、交談和爭論中，思想發生了飛躍，他終於認識到：三民主義救不了中國，國民黨多是一些官僚政客，昏庸無能，只有共產黨纔是中華民族的希望，共產主義才適合中國的國情。
1927年3月，在國共合作面臨分裂的嚴重關頭，徐向前選定了自己的奮鬥方向，由樊炳星、楊得魁兩同志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徐向前經歷了大革命的風風雨雨與廣州起義失敗的磨鍊後，在政治上愈加成熟、堅定。
1929年6月，徐向前受黨中央派遣，到鄂東北任紅一軍31師副師長。紅31師轄四個大隊，300來人，幹部大多數是青年農民。領導這
任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時樣一個部隊，徐向前很注意發揮土生土長的“大老粗”的長處，從行軍打仗到軍民關係，處處以身作則，平易近人，和羣衆打成一片。這樣，徐向前很快受到指戰員的愛戴。
徐向前剛到任不久，就遇上了敵人的三次圍剿。他總結了東江游擊戰的經驗，率領這支弱小隊伍同敵人周旋，避強擊弱，避實擊虛，多打小仗，積小勝爲大勝，使“羅李會剿”、“鄂豫會剿”、“徐夏會剿”相繼被粉碎，紅31師在一次次戰鬥中得到鍛鍊，逐漸成長壯大起來。通過三次反圍剿，基本上奠定了他的游擊戰術。
1929年11月，在中共鄂豫邊第一次黨代會上，徐向前總結了海陸豐武裝鬥爭失敗的教訓和鄂豫邊鬥爭的經驗，和戴克敏、曹學楷等同志一道提出了《中共鄂豫邊關於軍事問題的決議案》。決議案規定了建軍和集中作戰、分散遊擊、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等七項游擊戰術原則，對鄂豫邊紅軍的發展壯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30年春，徐向前升任紅1軍副軍長兼紅1師師長，他抓住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中原大戰的有利時機，率紅1師三次出擊平漢路，連克雲夢、光山、羅田等縣城，取得了三戰三捷三擴編的重大勝利。徐向前的威名從此在紅軍內部和敵人當中廣泛傳開。當地羣衆曾編了歌謠，慶祝這些勝利：“平漢遊擊五十天，三戰三捷三擴編，紅軍聲勢震武漢，革命烽火遍地燃。”
1931年初，紅1軍與紅15軍合編組成紅4軍，徐向前任軍參謀長，協助軍長曠繼勳指揮部隊接連挫敗國民黨軍對蘇區進行的第一、第二次“圍剿”，7月任紅四軍軍長。接着，徐向前與軍政委曾中生率部南下，一個月內連克英山、羅田、浠水、廣濟四城，殲敵七個多團。
1931年8月，蔣介石在對中央革命根據地周圍增兵的同時，又策劃對鄂豫皖區發動新的“圍剿”。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公然侵佔中國東北三省。在這國難當頭之際，蔣介石不顧民族利益，一面繼續與日本帝國主義妥協，一面聚集兵力蓄謀發動武裝進攻，圍攻革命新區。鄂豫皖人民在日軍侵佔國土之際，仍然面臨着國民黨反動派大規模的“圍剿”。
爲了統一指揮，加強紅軍建設，準備大規模的作戰行動，中共中央決定由紅1軍和紅15軍組建紅四方面軍，下轄四個師、12個團，計3萬餘人。由徐向前擔任總指揮兼紅4軍軍長。
1931年11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正式成立。那一天，當宣佈徐向前任總指揮時，全場掌聲雷動，一片歡騰。年僅30歲的徐總指揮，穿着平整的灰布軍裝，檢閱了部隊，顯得雄壯威武。徐總指揮檢閱後發表了簡短有力的講話，指出：紅四方面軍的成立，是鄂豫皖蘇區紅軍進一步發展壯大的標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鄂豫皖蘇區人民和廣大紅軍指戰員四年英勇鬥爭的勝利成果。他號召全體指戰員，要團結一心，戒驕戒躁，爲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而努力奮鬥。紅四方面軍的成立，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自然也是徐向前革命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從此，他的名字和紅四方面軍緊密聯繫在一起。不久，徐向前組織指揮了黃安戰役、商潢戰役、蘇家埠戰役、潢光戰役，殲敵正規軍近四十個團，紅軍發展到4萬餘人。
鄂豫皖紅軍力量的大發展，嚴重威脅敵人的腹心統治地區——武漢、南京等地，引起國民黨陣營的極大恐慌。蔣介石於1932年親自出馬，調集二十四個師30餘萬兵力，部署第四次“圍剿”，企圖一鼓盪平鄂豫皖根據地。此時，張國燾等人積極推行王明的“左”的路線，拒不採納徐向前同志關於休整部隊、作好反“圍剿”準備的建議，而是強令紅軍南下圍攻麻城，進逼武漢。徐向前和紅軍被張國燾捆住了手腳，不能進行擅長的運動戰，而去強行攻堅。這樣就使紅軍陷入被動地位。紅四方面軍在兩個月作戰中，行程3000裏，幾乎無日不戰。紅軍多次陷入險境，徐向前臨危不懼，指揮果斷，常常使紅軍化險爲夷，轉危爲安。
1932年寒冬，紅四方面軍1.4萬餘人在徐向前總指揮的率領下，渡漢水，攀烏道，越秦嶺，戰寒風，翻越人跡罕至的大巴山，直下通江縣城，開創川陝革命根據地。
1932年2月中旬，蔣介石委任川軍副軍長田頌堯、總指揮孫震糾集三十八個團近6萬兵力，分三個縱隊，向川陝根據地發動了三路圍攻。在作戰的第一個月中，紅四方面軍收縮陣地，國民黨軍雖佔巴中、南江兩地，卻付出了近8000人傷亡的代價，士氣大挫。紅四方面軍達到了遲滯和消耗敵人的目的。敵人經過一個月的休整、補充，不久又發動全線進攻。紅四方面軍在徐向前的指揮下，集中兵力，誘敵深入，放棄通江，退到通江以北地區。敵人竟以爲紅四方面軍“潰不成軍”，再次展開全線進攻。紅四方面軍再次完成了收緊陣地的任務。此時，紅四方面軍集中主力部隊，在老林中開闢道路迂迴敵之側後，出其不意，一舉在餘家灣擊潰敵人主力。經過戰勝敵人三路圍攻的勝利戰鬥，羣衆的革命熱情空前高漲，到處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紅軍也得到了大大地補充，地方武裝也隨之建立起來了。
收緊陣地的戰法是徐向前的一個創新。它是一種有陣地依託的誘敵深入，是節節抗擊的誘敵深入。根據實際情況確定作戰方針，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辯證法。粉碎了敵人三路圍剿後，紅四方面軍在木門召開軍事會議，總結了粉碎圍攻的經驗教訓，並提出整編隊伍，加強隊伍，提高戰鬥素質，爲粉碎敵人的新圍攻和發展川陝根據地作好準備。會後，紅四方面軍擴編爲四個軍。徐向前任總指揮。
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底，紅四方面軍連續發起了三次進攻戰役，即儀南戰役、營渠戰役、宣達戰役，又一次粉碎了敵20餘萬人的六路圍攻，取得了殲敵8萬餘人的輝煌戰績。田頌堯等部受到了沉重打擊，川陝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
1934年，中央紅軍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開始了戰略轉移。消息傳到紅四方面軍，領導人都深爲震動。徐向前縱觀全國紅軍的處境，感到中國革命又處在一個嚴重困難的關頭。他期望中央紅軍行動順利，也爲紅四方面軍的前景擔憂。川陝蘇區雖取得了輝煌的戰績，但經過十個月的戰爭消耗，徐向前和他指揮的紅軍面臨着嚴峻的考驗——兵員、物力、財力短缺，大巴山下到處是荒蕪的土地，傷寒、痢疾等疾病威脅着人們的生命。在這樣嚴峻形勢下，徐向前果斷提出下一步的行動計劃，即依託老區，發展新區，以打擊胡宗南部爲主要任務，奪取甘南成縣、康縣等地區，將川陝根據地發展爲陝川甘根據地。徐向前提出更改戰略計劃，着眼於：川、陝、甘邊的胡宗南部戰鬥力較強，但同四川軍閥和陝南西北軍均有矛盾，處境孤立。該部又是蔣介石的“川陝會剿”的嫡系主力部隊;甘南等地位於漢水和白龍江流域，人口較多，也較富庶，利於紅軍擺脫眼前的物資和兵員問題;依託老區，向川陝甘邊發展，進退自由，迴旋餘地大，不致造成後方作戰的危險。
1943年3月，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的徐向前於是，紅四方面軍趁胡宗南部剛入川，立足未穩，先取廣昭，發動了廣昭戰役。同時，紅四方面軍爲了配合中央紅軍的作戰，在嚴重關頭，徐向前率部隊強渡嘉陵江，衝破了“川陝會剿”的敵軍攔截，在川西懋功與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
兩軍會師後，徐向前忙於打開北進的通道，這時黨內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張國燾不滿中央的北進方針，強令四方面軍南下。經勸說無效，黨中央率紅1、3軍團單獨北進，徐向前不忍目睹四方面軍一分爲二，遂率右路軍隨張國燾踏上生死未卜的南下之路。在南下的歲月裏，徐向前與朱德等同志同張國燾的錯誤路線進行了有理、有節的鬥爭，最後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張國燾不得不同意北上。
1936年6月，紅二、四方面軍在甘孜地區會合後共同北上。10月9日，徐向前率部抵達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勝利會師。此次會師，標誌着勝利結束了長征，在中國革命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爲實現打通蘇聯道路之目的，奉中央軍委的命令，徐向前率紅軍第9軍、30軍、5軍強渡黃河，直取寧夏，後因蘇聯物援受阻，中央決定放棄取寧夏計劃，命河西部隊組成西路軍，徐向前任總指揮，伺機進取新疆，接應蘇聯外援。不久，西路軍於河西走廊遭反動軍閥“馬家軍”重圍，徐向前指揮西路軍孤軍奮戰四個月，終因彈盡糧絕，兵敗祁連山下。此次西征是一次無後方依託的孤軍征戰。徐向前率西路軍於河西走廊上上演了一部悲壯之歌。
抗日戰爭時期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開始了。徐向前爲“七七事變”的槍聲所震
1946年，徐向前與黃傑結婚時的留影(圖九)動。盧溝橋的一聲槍響，民族仇恨超越了階級對立，他積極擁護中共中央確定的國共合作、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日的方針，決定放下舊仇，共雪民族之大恥。在8月召開的洛川會議上，紅軍改名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徐向前任129師副師長。會後，毛澤東對徐向前說：“你是山西人，和閻錫山是同鄉，下一步，你和周恩來同志去太原，做做閻錫山的工作。”這樣，徐向前隨同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來到了太原。徐向前和周恩來一樣，夜以繼日地工作，會見各界人士，深入羣衆，利用一切機會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在周恩來領導下，同閻錫山的談判進展順利。閻錫山同意成立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動員會，並答應爲八路軍建立晉察冀抗日前線提供方便。
從此，徐向前與劉伯承、鄧小平一道，大刀闊斧地展開了創建以太行山爲依託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的工作。在三個月的時間裏，取得了顯著成績：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迅速發展了抗日武裝，積極開展游擊戰，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在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的領導下，129師先後取得了鳳凰山戰鬥、長生口伏擊戰、神頭嶺戰鬥、反六路圍攻、響堂鋪戰鬥和晉東南反九路圍攻戰役的勝利，累計殲敵近7000人。戰後，日寇被趕出了晉東南，以太行山區爲中心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基本形成了。
建國後徐向前任解放軍第一任總參謀長時留影1938年4月，毛澤東給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發了電報，要他們在河北平原開展游擊戰爭。徐向前接受了任務，告別了劉伯承、鄧小平，率部隊挺進冀南，來到了一馬平川的河北大平原。徐向前從戎十餘載，多在山區轉戰，對山地的作戰指揮可說已駕輕就熟。來到大平原後，沒有了大山的依託，游擊戰爭怎麼展開是擺在徐向前和戰士前面的一個新課題。徐向前並沒有被困難嚇倒。他親自調查冀南的民情、民俗，找幹部、羣衆談話，並與宋任窮、劉志堅等領導人研究如何開展平原游擊戰爭問題。最終他與幹部的思想不謀而合：人民羣衆纔是最高的山，最大的森林，要堅持抗戰，要生存發展，就要依靠人民羣衆，在平原上造“人山”。徐向前寫了《開展河北的游擊戰爭》一文，闡述了建立“人山”的思想。這是一篇開展平原游擊戰爭的精闢論著，處處閃爍着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光輝。它不僅對冀南有直接的指導作用，也爲全黨提供了堅持和發展平原游擊戰爭的重要經驗。
徐向前在冀南一年多的時間裏，與宋任窮、劉志堅、楊秀峯等同志親密合作，打開了冀南的抗日局面，妥善處理了許多複雜問題。根據地發展到西起平漢路、東至運河、南起豫北、北至滹沱河以南的廣大地區，人口逾800萬。
1939年6月初，徐向前奉命赴山東，任國民革命軍第18集團軍第1縱隊司令員，統一指揮山東和蘇北、皖北八路軍各部隊，堅持抗日遊擊戰爭。在此期間，他聯合抗日民族力量，並與國民黨頑固派展開摩擦與反摩擦鬥爭，廣泛建立地方政權，有力地抗擊了日寇對山東的新“掃蕩”。
解放戰爭時期
徐向前指揮八路軍在河北涉縣(圖十一)抗日戰爭勝利不久，蔣介石就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發動了內戰。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徐向前調任晉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不久又任華北軍區副司令員。在此期間，他克服劉鄧大軍挺進中原、晉冀魯豫軍區兵力不足的困難，一面與太嶽軍區司令員王新亭一道組建新的兵團，一面指揮部隊參戰，藉此訓練部隊作戰能力。爲更好地完成解放山西的任務，徐向前率部先攻破運城，拔除了閻錫山的晉南屏障。二打素有“臥牛城”之稱的臨汾。臨汾戰役付出較大的傷亡代價，但取得了寶貴的攻城經驗。徐向前當時以“傷亡大、勝利大、鍛鍊大”之語評價臨汾戰役。第三仗是晉中決戰。在此戰中，徐向前成功運用了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創造了以寡敵衆，以少勝多的範例，也是運動戰的典範之作。
1949年4月，時任華北野戰軍第1兵團司令員的徐向前率部向太原發動總攻，此役共消滅敵人13.8萬餘人，盤踞山西達38年之久的閻錫山政權宣告滅亡。
徐向前從太原走出，又回到太原，爲家鄉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新中國成立後
建國後，徐向前被任命爲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徐向前深深體會到了中央、毛主席對他的信任和關懷。他深知自己肩上的責任重大，卻又被病魔纏身，不能赴命，心急如焚。此後，他帶着疾病同中華人民共和國
徐向前故居(圖十二)一道，經歷了漫長而艱苦的鬥爭歲月。
1954年，他被任命爲中央軍委副主席。
1955年，他被授予元帥軍銜。
1967年1月24日夜，毛家灣的林彪住宅突然來了位闖入者。林彪雖然不高興，但一看是徐向前來了，就以元帥見元帥的禮節歡迎徐向前。徐向前元帥說了軍政機關被造反派衝擊的事，請做爲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和國防部長的林彪來制止這類事。林彪也怕軍隊太亂沒法向毛主席交代，就商量制訂《軍委八條》，制止造反派的激進行爲。毛主席做了部分有益的修改後批准了。
同年2月11日至16日，葉劍英、徐向前、譚震林、陳毅和李先念等老帥老將在中南海懷仁堂當面怒斥林、江反革命集團亂黨亂軍的做法。徐向前質問道：“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你們這樣亂下去，還要不要這個支柱?!”雖然他們的行爲被四人幫誣爲“二月逆流”，毛主席也很生氣，但究竟保護了他們。但是，徐向前仍然兩次被抄家。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毛主席說二月逆流是老帥不滿林彪發牢騷，等於爲徐向前元帥平反。
1979年，徐向前決策了對越自衛反擊戰。
1988年，他爲支持鄧小平使幹部年輕化的政策，主動辭去了中央軍委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等職。
1990年9月21日凌晨4時21分，徐向前元帥與世長辭。從此，中國人民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軍旅中隕落了一顆璀璨的將帥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