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建立的蜀漢政權是“黨政不分”的。劉備在位時，劉備作爲法定的“一把手”是理所當然的執行“黨政一體化”，實施的是“以黨代政”的方案;在諸葛亮託管政權後，諸葛亮也自然的實行“黨政一體化”，不過他執行的是“槍指揮黨”，以漢丞相之職統管政權。正是在“黨政一體化”的制度下，劉備集團發揚其“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點，迅速奪取荊州、西川等地，從而建立蜀漢政權;反之，劉備集團“黨政不分”，因而“缺乏系統的冗餘性和可靠性”，導致蜀漢政權猶如曇花一現，蜀漢集團迅速地由繁盛走向衰落和失敗。
雖然“黨政制度”一說是指近現代國家政權中的執政制度和行政制度，但是中國古代也是客觀存在類似的“黨政”制度，具體體現是：內廷與外朝、皇權與相權，其中內廷和皇權代表的是：特定的少數貴族羣體在政權中的執政方式，外朝和相權代表的是：普通大衆在政權中的行政方式(部分貴族也可參與到其中)。前者可以認爲是“執政黨”，皇帝就是“黨和國家”的首腦、總執政官，後者可以認爲是“政府”，丞相或宰相就是政府的總理、首席行政官。需要強調的是，古代的“黨政制度”並非現代意義的民主制度，而是統治者爲提高統治的有效性而採取的執政和行政的方法。
在古代中國，“黨政制度”也分“黨政分開”和“黨政一體化”兩種方式，內廷與外朝分開設立、單獨行使權力就是“黨政分開”方式，由皇帝親自主持行政事務就是“黨政一體化”。一般來講，國家只要是正常的，“黨政分開”方式爲主，皇帝並不事事親躬;反之，國家不正常了，出現動盪，就會出現由個人的集權(或中央集權或地方割據)，實行“黨政一體化”。應當說明的是，古代封建制度都有“黨政一體化”的傾向，但是爲了降低執政難度，各個朝代還是實施了有限的“黨政分開”，以保證執政的“獨斷”和行政的“專業化”。但是儘管“黨政有限分開”，皇帝還是通過各種手段來限制個人在行政中的地位和權力，因而個別朝代是不設相位的，而是通過“尚書房”或“軍機處”以集體方式行使相權，因而古代政權中圍繞“黨政制度”，以個人利益爲誘導就充斥了皇權與相權的爭奪。一般來說，利益集團在勢力上升階段是要“黨政一體化”的，集中力量奪取土地;當佔領的地盤足夠大時，“首領”就會稱王稱霸，自然的走執政與行政分開的“黨政分開”道路，一方面皇帝可放手行政官員治理天下，另一方面皇帝可把主要精力用以軍事和政治統一中國，進而形成新的王朝。所以就古代而言，“黨政一體化”缺點是明顯的：系統沒有備份，權力過於集中，成功或失敗往往寄託一人的命運，管理的轄區太大後個人精力往往不能適應需要;反之，黨政分工的好處是：皇帝執政，宰相行政，皇帝不必天天換，宰相可以月月換，把風險前移，從而穩座江山。
由於東漢後期，軍閥割據、士族林立，軍閥往往與士族結合形成特定利益集團，強者自任“首領”，這就好比在中國大地出現了若干的政黨，其武裝力量一旦佔領城池，“首領”就自封爲“牧”，從而代表一個特定士族羣體執政和行政一方，例如，曹操代表中原地區士族集團曾自封爲冀州牧等，而劉表代表荊州士族自稱荊州牧，統治自己的佔領區。因此，東漢後期是地方各自爲政的“黨政一體化”。
劉備在赤壁之戰前是沒有根據地的，但他自強不息，一直在聚集力量。赤壁之戰後劉備先奪荊州，後取西川，然後自領爲益州牧，這個時段劉備集團是以劉備爲核心的“黨政一體化”，凡事劉備說了算。但是，在奪取漢中後，形勢就發生了變化，劉備集團統治區域大增，此時按理，劉備集團本應走“黨政分工”的道路，從而統一天下，然而劉備在自立漢中王后，仍然是黨政事務一手抓(他可能忘記了漢高祖在封漢王后，就放手讓蕭何治理國家，以韓信對敵項羽)，其結果是劉備死後，蜀漢大權就轉入諸葛亮之手，而諸葛亮又再次黨政一體，最後在諸葛亮死後，劉禪接過政權，也同樣是黨政一體，蜀漢政權終於經不起折騰了，迅速由強轉弱，很快爲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