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乾隆朝官吏貪墨之風尤盛，其時，不僅案件多發，婪贓巨大;而且上至部院督撫，下至胥吏衙役，幾乎無官不貪，儘管乾隆帝屢興大獄，然誅殛愈衆，而貪風愈盛。
乾隆皇帝雖明確規定：凡官員犯有侵貪、虧空、苛索、賄賂、欺冒、挪移、盜庫等貪污行徑，一經發覺，嚴懲不貸，強調“不可爲貪官開幸生之路”，並以“斧鎖一日未加，則侵貪一日未止”，實施嚴刑峻法。
然而，專制政治賦予了統治者在執政過程中很大的隨意性，故而乾隆帝個人的權力和意志常常凌駕於法律之上，其主要表現爲：
其一，因人立法，徇庇親信。諸如雲貴總督李侍堯，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因貪贓索賄，爲雲南儲糧道海寧參劾，由於情節惡劣，大學士九卿會議斬決，但乾隆帝認爲李侍堯在督撫中最爲出色，遂百計迴護，命各直省督撫重議。
但當各督撫多請照初議定罪時，乾隆皇帝猶欲開脫之，對支持九卿之議的富勒渾等人大加斥責，並不顧衆意，以“罪疑惟輕，朕不爲已甚之事”，下詔將李侍堯定爲斬監候。
不久，即降特旨，賜其三品頂帶花翎，起用爲陝甘總督。此後，李侍堯貪瀆如故，而“上終憐其才，爲之曲赦”。又如，閩浙總督陳輝祖亦以“能事”爲乾隆帝所器重。
乾隆四十六年(1781)，陳輝祖因其弟爲王亶望貪污大案成員，當坐瞻徇情弊罪，交刑部治罪。但乾隆帝卻極力開釋之，他說：“朕斷不肯因其弟株連，遽置重典。
陳輝祖尚屬能事，着加恩免其治罪，降爲三品頂帶，各留本任。”(《清史列傳》卷18，陳輝祖傳)而且，還委其以查抄王亶望贓物的重任，陳輝祖藉機侵貪，又釀成一起侵盜官物的大案。
儘管如此，乾隆帝意猶寬容，降旨改斬立決爲斬監候，只因新任閩浙總督富勒渾、浙江巡撫福崧等連章劾奏，以閩浙兩省倉谷虧空等情實，證實了陳輝祖爲政之貪。乾隆帝這才迫於形勢，賜令自盡。
其二，以時立法，時寬時嚴。乾隆帝在其統治前期，執法尚爲嚴厲，二十餘年中，共處置貪污大案七起，即兵部尚書步軍統領鄂善案;浙江巡撫常安案;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案。
山東巡撫鄂樂舜案;湖南布政使楊灝案;雲貴總督恆文案，以及山東巡撫蔣洲案。這幾起案件，犯贓者家被籍沒，人被處死。其中，蔣洲乃前大學士蔣廷錫之子，亦嚴懲不貸。
爲此，乾隆皇帝還特加指示：“外吏營私貪黷，自皇考整飭以來，久已肅清，乃不意年來如楊灝、恆文等案，屢經發覺，而莫甚於蔣洲此案，若不大加懲創，國法安在?”
表明了這一時期乾隆帝在執法上的嚴肅性。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特別是到其統治後期，乾隆帝懲貪則“多從寬縱”。乾隆四十三年(1778)，粵海關德魁虧空稅銀，按律應賠兩萬餘兩，乾隆帝諭令全免。
浙江巡撫福崧，早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盤查浙江省虧空案及平陽知縣黃梅貪污案時，已發現其婪贓之蛛絲馬跡，但乾隆帝未予追查，只將福崧改調他省。
此外，像于敏中、楊景素等人，皆贓私累累，乾隆帝直到他們死後才予以處置。其寬縱的結果，必然爲官吏營私舞弊大開方便之門，“督撫等遂爾無所敬畏，任意妄行”，釀成乾隆後期一起又一起的貪污大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