轎子古稱肩輿，這種用人來擡人的交通工具，在《史記·夏本記》中已有記載。但在遠古，轎子只是非常有身份的人在非常必要的時候(譬如大禹治水走遍全國)才偶一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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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唐之際轎子仍不常見，我們從史書上可以看到，即使是高官貴族也還是騎馬或乘坐馬車。到宋代轎子就相當普及了，當官的通常都坐它。轎子的鼎盛時期是明清兩代，無論是誰有錢都可以僱到，不過轎子的“級別”是有嚴格的貴賤之分的。
然而，宋代也有少數高官是不肯坐轎子的。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是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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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載：“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王荊公辭相位，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嗚呼!二公之賢多同，至議新法不合絕交，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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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伯溫少壯之時是堅決反對變法的保守派，但是他對王安石的品格道德仍然是尊重的，在他晚年寫筆記時可能已進行了反思。
書中對保守派也作了批評，並認爲某些具體問題(如差役、僱役之爭)雙方都有錯誤。因此，這本書的有些部分應當是比較客觀的，更可貴的是保存了很多有關北宋末年變法與反變法的珍貴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