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主中原以後，一些死抱“華夷之辨”的士大夫，在著作中處處表露憎恨清廷、思念明朝的思想感情。康熙時期的浙江“東海夫子”呂留良即是其中之一。
湖南永興人曾靜原是縣學生員，因考試劣等被革退，於是放棄舉業在本地教書，失意無聊之中常雜記一些道聽途說的東西，對呂留良寧可削髮爲僧也不赴清之薦舉的事蹟深爲敬仰，於是在其著《知幾錄》、《知新錄》中多有抒發憤懣的“悖逆”文字。
曾靜還將思想付諸行動。雍正五年(1728年)，曾靜派學生張熙到呂留良家鄉去訪書。此時呂留良已過世。張熙於途中聽到手握三省重兵的川陝總督嶽鍾琪已上書指責雍正帝(實無此事)。這使希望“變天”的曾靜產生了將要“變天”的感覺。他決定以嶽鍾琪爲策反對象。
雍正六年，曾靜與張熙商擬策反信，派張熙前往投呈。九月二十六日傍晚，張熙在陝西西安的一條大街上，攔住正乘轎回署的嶽鍾琪。嶽鍾琪接過書函，見封面所寫收件人名號是“天吏元帥”，不由十分詫異，當即把投書人帶進署中交巡捕看守，自己連忙拆讀書函。原來，“天吏元帥”是寫信人對嶽鍾琪的敬稱，寫信人自稱“南海無主遊民夏靚遣徒張倬上書”。信中對雍正帝極盡責罵之詞;又認嶽鍾琪爲岳飛後裔，以岳飛抗金的事蹟激勵嶽鍾琪，勸他掉轉槍頭指向金人的後裔滿洲人，爲宋、明二朝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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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鍾琪是雍正帝破例重用的漢大臣，早就遭到部分滿洲貴族的忌恨和猜疑;但雍正帝仍對他格外信任，當然會令他感恩圖報。然而，“張倬”心存警戒，無論是套供還是動用大刑，均不肯實說。次日，嶽鍾琪單獨見“張倬”，假意與之盟誓，表示願意聘請“夏靚”同謀舉事。“張倬”信以爲真，於是將實情通通說了出來。
案情弄清之後，雍正帝在震驚之餘，一面作硃批讚揚嶽鍾琪，一面傳諭捉拿呂留良親族、門生和曾靜、諸“同謀”及各家親屬。雍正六年十一月，雍正帝又派刑部侍郎杭奕祿到長沙審問曾靜等人。經過一番攻心戰，曾靜當場痛哭流涕，俯首認罪;後來又照清廷的安排寫了悔罪頌聖的《歸仁錄》，頌揚雍正帝得位之正和勤政愛民的聖德。
雍正七年，所有在押人犯被解到京師等待最後處理。成竹在胸的雍正帝得意地向寵臣田文鏡、鄂爾泰說：“遇此種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傾耳以聽可也。”雍正帝的處理方式真可謂奇特：
曾、張案件中牽涉到大量“反面材料”，其中最觸目驚心的是曾靜列舉雍正帝謀父、逼母、遊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任侫的“十大罪狀”。按理說，這類材料應該嚴格保密，可雍正帝卻有意公開。他下令編輯兩年中關於此案的《上諭》，附以曾靜口供及其《歸仁錄》，合成《大義覺迷錄》一書，讓大量“反面材料”公開成書。
雍正帝命免罪釋放曾靜、張熙，同時宣佈將來繼位的子孫也不得誅殺他們。理由是：嶽鍾琪已與張熙盟過誓，嶽是股肱大臣，不能使他失信;曾靜遣徒投書，使朝廷得以順藤摸瓜，查出謗言的製造者。這樣說來，曾靜當“有功”。
《大義覺迷錄》刊印後，雍正帝下令頒發全國所有學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認真觀覽曉悉，玩忽者治罪;又命曾靜到江寧、蘇州、杭州等地，張熙到陝西各地去宣傳這部奇書，爲雍正帝作宣傳。
然而，雍正帝駕崩僅兩個月，雍正十三年十月，已經繼位尚未改元的乾隆帝即違背父訓，公開翻案，於十二月下旨把曾靜、張熙二人凌遲處死。當初雍正帝的寬容，是爲了顯示自己光明正大，問心無愧。而乾隆帝這樣做，說明他極不贊成雍正帝對此案的處理。本來，禁燬謗書纔是封建統治者的一貫立場與方法。
雍正馭人有術：對心腹官也不說實話
雍正皇帝的馭人之術是有一套的。他作皇子時(當時還是叫“胤禛”，爲方便起見，本文且一律叫“雍正”)，建立了智囊團，養了一羣謀士。一般來說，對自己的智囊，應該是溝通無間、坦誠相待，這樣才能讓他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雍正對這些“奴才”，保持了很深的城府，對他們的忠誠建議和“金玉良言”，不僅不輕易贊成，甚至還時時敲打他們、加以訓斥，以顯示自己的高明和賢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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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常是那樣底氣充沛、義正辭嚴，簡直就是聖人的化身。這當然是一種假象，但我們可別小看這種虛僞。在權謀社會中，這有時也是一種力量，可以給人帶來好名聲、帶來更多的支持者。雍正對戴鐸“十啓”的處理，可視爲他矯情地呵斥下屬的經典案例。戴鐸是雍正豢養的一個謀士。這個人在歷史上名聲不顯，現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了。但這個人做了一件讓歷史不會忘記的事，就是他在自己的主子還是皇子時，給主子上了“十啓”(十份建議)，勸主子去奪取皇位，並獻上了自己的一些對策辦法。
對這些建議，雍正是怎樣表現的呢?這位高明的主子表現出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戴鐸上第一啓的時候，是康熙五十二年，正是各皇子爭奪皇位的關鍵時期，在這份摺子裏，戴鐸說了許多表忠心、拍馬屁的話，同時提出了四點建議:一是要搞好父子、兄弟之間的關係。“孝以事之，誠以格之，和以結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間，無不相得”。二是要和臣僚、下屬搞好關係，廣積人脈。三是不要摻和是非，不要計較小利。四是要多獎掖提拔優秀人才，爲自己的未來打造一支隊伍。
雍正內心裏非常想當皇帝，對於這幾條忠懇建議，卻表現出一副很淡漠的樣子。他的批覆大意是:這些話雖然是金石之言，但對我卻一點用也沒有。我若有當皇帝的心，斷不會這樣行事的，況且這(當皇帝)是一件苦差事，避之都惟恐不及，哪裏還會主動去追求?至於君臣利害、終身榮辱的關鍵，根本不在於這個事情(當皇帝)。我只想無禍無福，至終保任，所以你就爲我放心好了。像你這樣的居心和言語，以後不可再有，慎之慎之。
這段話說得很藝術，既把自己想當皇帝的心思掩埋起來了，又教訓了下屬。如果傳到外面，還可以讓人們看到他淡泊功名利祿的聖人形象。這對於他自身的發展來說，實在是一股力量，有很大的推波助瀾作用。戴鐸的第七啓也寫得頗有意思。這一啓寫於康熙五十六年，大意是，雍正要成就當皇帝的大業，必須找一處練兵屯糧之所。戴鐸自陳願意去臺灣，“替主子屯聚訓練，亦可爲將來之退計”。
對於這個建議，雍正更是大義凜然，將其駁斥了一通。雍正說:“我以國士待你，比罵我還厲害。你若如此存心，不是非災，必遭天譴。我勸你好好做你的道罷。”顯然，雍正對戴鐸這個摺子裏的建議很不以爲然。但他難道真的不想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嗎?其實，他早就在西北邊陲放置了自己的心腹大將年羹堯，哪裏還用得着你戴鐸?這借勢一罵，又給自己的公衆形象加了分。
再來說說戴鐸的第九啓。這一啓寫於康熙五十七年。這一年，康熙的寵臣李光地被從福建召回，傳聞是爲了商量立太子的事，戴鐸怕別人當了太子，仗着與李光地相熟的面子，祕密地向李光地探聽消息，並向其建言，誇耀自己的主子“聰明天縱，才德兼全，且恩威並濟，大有作爲”，同時還對李光地許諾，“大人如肯相爲，將來富貴共之”。
戴鐸此啓主要就是向雍正彙報這件事，藉機還分析了幾個王爺的優劣和當皇帝的可能性，他的本意當然是無比忠誠地希望自己主子當上皇帝。雍正的反應怎樣呢?只見他批道:“我在京時，如此等言語，我何曾向你說過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驟敢如此大膽。你之死生，輕若鴻毛;我之名節，關乎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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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批得很口語化，一副生氣的樣子活靈活現地表現在眼前。這種生氣當然是裝出來的，他這一罵，把自己不想爭皇位的姿態罵了出來，既可以讓自己的兄弟們放鬆警惕，還可以讓自己的形象更加高大。中國文化講究不爭名利、以義爲重，雍正對下屬這樣的訓斥正好迎合了大衆心理。雍正繼位後，讓人把戴鐸的“十啓”彙編成冊存盤，其意大概是想讓後人知道，自己並不想作皇帝，你看戴鐸這廝當年不斷地勸我當皇帝，我不都是在罵他嗎?
雍正玩權術的手段很多，自然不止於對“十啓”的批判。康熙晚年時，內心裏極度渴望皇位的雍正愛上了佛教，把自己搞得神神道道的。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掩飾，以在衆兄弟面前表明自己無意逐鹿皇位，鬆弛對手們的戒備。待繼位並把異己排除乾淨後，他不僅拜了喇嘛高僧爲師，還自己選刊佛學書籍，展現出虔誠的模樣。但在現實中，他的苛酷嚴刻卻是出了名的。各種武俠小說描繪的“血滴子”，各種史料中記載的文字獄，無不訴說粲赫時代的嚴厲與毒辣。因此，他信佛也不過在掩飾自己的殘忍，假託慈悲而已。佛學在這裏也變成了雍正的一件道具。
應該說，虛僞是一些人的生存常態，確實幫助一些人達到了自身的目的。唐朝詩人白居易寫過一首《放言》:“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僞復誰知?”現實還真是這樣，假如雍正沒當上皇帝呢?我們是不是也以爲他說的那些是真的?—就是當前，還有多少人在我們的身邊作着虛僞的表演呢?但我們卻茫然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