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風的變化時說：
皇帝近年頗倦，爲政多涉於柔巽，處事每患於優遊;恩或多濫，罰必從輕;多濫故啓倖進之門，罰輕故成冒犯之習。文武恬戲，法綱解弛，有識者頗以爲憂。(《朝鮮李朝實錄》)
雖然沒來過中國，黑格爾對中國式專制政治卻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說，在中國，皇帝應該是整個帝國“那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和自然活潑的‘靈魂’”。“假如皇帝的個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徹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儀而又充滿了精力的——那麼，一切都將廢弛，政府全部解體，變成麻木不仁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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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幾乎是對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專制政治中，皇帝是整個國家的神經中樞，官僚體系的精神狀態就是皇帝一個人精神狀態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個統治者的心境變化，也可以使國家面貌發生根本變化。皇帝的勤奮進取，經過官僚系統的層層傳導，最後抵達到社會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的鬆懈懶惰，卻會被官僚系統層層放大，抵達到基層，會擴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歡清靜，不願生事，地方大員們當然更樂於高枕無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後，懶惰之風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對山積的奏摺感到頭疼，而官員們對於案牘之勞，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層層推諉，一層一層向下轉批：“不問事理之輕重，動輒批委屬員，督撫既委之司道，司道復委之州縣，層層輾轉推延，初若不與事者。”(《乾隆朝東華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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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堂審案，處理民間糾紛是地方官的重要職責，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員們“終年以坐堂審事爲苦”，千方百計推託不理：“民間呈狀俱由宅門投遞批准，不審，終年延擱。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屢催不復。”也就是說，老百姓告狀，他不開庭審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級上訪”，上司詢問，他也懶得答覆。還有的官員恨百姓“越級上訪”，給自己添麻煩，就想方設法打擊“上訪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責，而案件仍不爲審。”(《乾隆吏科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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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員考成制度中，對許多政事列有處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員辦事逾期之事越來越普遍，因此而受處分居然成爲官員受處分的主要原因之一。從清代檔案《乾隆吏科題本》可以看到這樣幾個例子：甘肅皋蘭知縣徐浩任內受處分23次，其中13次是因爲辦事遲延。湖南瀏陽知縣張宏燧受處11次，遲延佔4次。廣東長安知縣丁亭詳受處分9次中，遲延佔5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