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是中國歷史上執政時間最長的皇帝，合共六十四年。在康熙、雍正兩朝文治武功的基礎上，乾隆在位時社會經濟文化有了進一步發展。他重視社會穩定，關心受災百姓，在位期間五次普免天下錢糧，三免八省漕糧。重視水利保護農業生產，使國庫日漸充實。另一方面，他平定邊疆地區叛亂、完善西藏統治，佔領新疆。但是他在位後期奢靡、吏治敗壞，多地爆發起義，另外閉關鎖國政策也拉大與西方的差距，令清朝統治出現了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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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如何敗壞，從朝鮮使臣描述乾隆晚年政風時可略知一二，《朝鮮李朝實錄》載：“(乾隆)皇帝近年頗倦，爲政多涉於柔巽，處事每患於優遊;恩或多濫，罰必從輕;多濫故啓倖進之門，罰輕故成冒犯之習。文武恬戲，法綱解弛，有識者頗以爲憂。”皇帝既然喜歡清靜，不願生事，地方大員們當然更樂於高枕無憂。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之後，懶惰之風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對山積的奏摺感到頭疼，而官員對於案牘之勞更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層層推諉，一層一層向下轉批，清初編年體斷代史《東華錄》載：“不問事理之輕重，動輒批委屬員，督撫既委之司道，司道復委之州縣，層層輾轉推延，初若不與事者。”
西洋畫家筆下乾隆時代的官員宴會
當時坐堂審案，處理民間糾紛是地方官的重要職責，據清代檔案《乾隆吏科題本》載，乾隆晚年的官員“終年以坐堂審事爲苦”，老百姓告狀，官員不開庭審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就實行“上訪”，越級詢問時，那個官也懶得答覆。還有的官員恨百姓“上訪”爲自己添煩添亂，設法打擊“上訪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責，而案件仍不爲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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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僚如此，京師風氣也相同。互相拋波風氣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數月經年處理不了。清代檔案《清高宗實錄》載：“至六部等衙門辦理事務，雖有限期，由各道御史匯奏，但事有關涉兩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諉，行查不以爲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沉閣，百弊叢生。其駁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駁了事，或竟有駁至屢次，往返耽延，經年屢月，並不勒限嚴催。”同一份歷史檔案又指，對於晚年出現的一些貪污官員，乾隆經常拖着不懲，或者以“不爲已甚”爲辭，加以縱容。如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五月，內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連續被革職、革任十餘次而後卻仍然留任原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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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晚年，人口壓力越重，社會矛盾和危機越積越深。官僚體系百務廢弛，國家陷入半癱瘓狀態，矛盾令到大量遊民出現，形成不少組織。從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壓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現了遊民組織;在湖北武昌則出現了盤踞山區、專門靠搶劫爲生的家族，《乾隆上諭檔》形容爲：“屢經懲創，怙惡不悛”;至於在山西，社會治安不靖：“民情尚氣好鬥，嗜酒佩刀，因事相爭，動輒揮刃，積習相沿，已非一日”。南方沿海海盜也越見猖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