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前的某一天，1952年12月5日。
清晨，倫敦城的空氣寒冷而新鮮，但已經有薄霧瀰漫。從北極南下的寒潮先後到來，氣溫低到了極點，而在降溫過去後，風停了，一輪反氣旋造訪了無風的倫敦，形成了冷而停滯的空氣，受困於一層暖氣團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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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溫層籠住了這個城市，一層看不見的透明罩子，落在了倫敦市民的頭上。
人們對將要發生的事情毫無察覺。
爲了取暖，成千上萬噸未經過脫硫處理的煤，被投入家庭煤爐和市區內的小火力發電廠的火爐裏。
同時，從這些 地方的排氣口裏，數千噸煤灰、焦油和混雜着二氧化硫等各種有害化合物的氣體，被源源不斷的排放到大氣之中。
“霧”越來越濃了。
風撲在臉上，雖然感覺不到塵土的存在，卻會引起過敏反應。空氣裏混雜着一種奇怪的味道，像是稀釋的濃煙，又像是廚房裏的焦味。許多人開始咳嗽，即便坐在家裏，依然能看到一層灰濛濛的霧氣，浮在房間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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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2月6日清晨，人們出門時驚訝的發現，能見度已經不到10米。警察們戴着簡易口罩站在路中央指揮，倫敦市中心的Sadler's Well劇院宣佈停演，因爲人們看不清舞臺。煤煙中的焦油顆粒使得霧霾擁有黃黑的顏色，“豌豆濃湯”的綽號也由此而來。
到了12月7日和8日，市區空氣中二氧化硫的含量已經高達3.83mg/m³。二氧化硫在空氣中其他氮氧化物的催化下，逐步轉化爲硫酸鹽。當含有稀酸的濃霧微粒蒸發時，酸霧就籠罩了整個城市。
寂靜的，殺人於無形的死亡之霧。
毒霧之下，大量的人感到呼吸困難，倫敦城內到處都可以聽到咳嗽聲。極端天氣期間的死亡率是平時死亡率的3到4倍，倫敦官方發佈的，在濃霧瀰漫的四天時間裏死亡的人數就達4075人，一般認爲這是低估了實際死亡人數。
兩個月後，又有8000多人陸續喪生。
參加救援的醫生Horace Pile回憶到，他曾經想把一個患者送到醫院救治，但是醫院裏因爲大霧來就診的人太多，所以根本無法收治。
“終於有醫院同意接收後，我們鬆了一口氣，當我衝到後面，把救護車門打開時，卻看到那個人已經過世了。”
就像世界上所有力求穩定的政府一樣，對於1952年的倫敦霧霾，英國政府一開始是消極應對的。它否認人們的健康問題和極端天氣相關，而是歸咎於病人們本身就患有呼吸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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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是因爲當時無煙煤尚未普及，並且價格昂貴。想要改造居民的暖爐，限制火力發電廠的發展，還要清潔能源，就勢必要掀起一場價格高昂的能源革命，而剛剛在二戰後喘過氣的英國政府很難負擔。
這時候，有一羣人站出來了。
他們的代表，是供職於雜誌《Arthur Guinness, Son and Co Ltd》的主編休·比弗爵士(Sir Hugh Beaver)。這本雜誌就是日後《吉尼斯世界紀錄》的前身。
在1952年倫敦霧霾爆發的這段時間，他是粉塵監測站委員會的主席。
他在戰後爲重建英國而奔走運動，在首都遭受污染之際依然不忘自己的職責。
同時，倫敦地方議會(成立於1889年)在1953年1月也出了一篇報告，明確指出12月5日這場毒霧對居民健康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迫於巨大的壓力，英國政府同意成立調查委員會，由休·比弗爵士任主席，調查霧霾事件的起因和對人體的實際傷害。
委員會在成立四個月後就拿出了一份中期報告，一年之後，又發佈了一份最終報告。
在報告裏，他們指出：“絕大部分的污染源，直接來自於化石燃料的燃燒。”
委員會爲如何治理倫敦霧霾給出了很多建議，包括但不限於：使用經過處理的能源(無煙煤等)，政府應當爲人們發放補貼以鼓勵清潔能源的使用，在都內規定無煙區，禁止燃燒會帶來大量污染的能源，大規模改造城市居民的傳統竈具，減少煤炭的用量……等等。
這些建議，最後都成爲了1956年英國《空氣淨化法案》(Clean Air Act 1956)的內容。
《法案》出臺後，倫敦的空氣情況開始好轉。清潔能源開始普及，越來越多的市民開始使用天然氣代替煤炭， 重污染企業也相繼搬遷。1967年，休·比弗爵士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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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英國政府對《清潔空氣法》進行了修訂和擴充，賦予負責控制大氣污染的政府部門更多權限——包括出臺新的鍋爐顆粒物和煙塵排放限值的權力，和可以強制要求地方政府設立新的無煙控制區的權力。
1974年，政府頒佈《污染控制法》(Control of Pollution Act)，規定機動車燃料的組成，並限制了燃料中硫的含量。
到1975年，倫敦的霧霾天數已經從每年幾十天減少到15天，1980年降到5天。
現在是2017年了。
中國官方稱，2016年北京空氣質量達標天數198天(不達標天數167天)，共發生重污染39天，其中PM2.5重污染38天，較2015年減少7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