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中世記漸漸遠去的時候，西班牙人也沒弄明白，既非黃金又非白銀的信用工具究竟能有多大意義？銀行賬面的負債怎麼又成了貨幣？這使得西班牙人雖自1556年開始的約200餘年時間內，從南美的塞羅里科山開採並提煉出大量白銀，源源不斷地運送到塞維利亞。大量白銀擴大了西班牙人在歐洲的貿易，支助了他們在歐洲的戰爭，卻無法避免16世記遇到的信用風險，甚至無法讓西班牙人在經濟衰退中獲得幫助。相反，荷蘭和英國繼承了中世記意大利人發展起的金融王國，並在此基礎上創造出日趨完善的信用體系，纔有了以工業革命爲標誌的西方世界的興起。然而，人類最早的信用工具，既非近代荷蘭人與英國人的首創，甚至也不是中世記地中海北岸的倫巴第、威尼斯或熱那亞等城邦國家，在海上貿易最早使用的匯票。
最早創造出信用工具的那批人，說起來讓現代人感到震驚。這是距今5000餘年前,生活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蘇美爾人（Sumerians）。蘇美爾文明是人類最古老的文明，約比古代巴比倫文明還早2000年。蘇美爾人不僅有自己的楔形文字（cuneiform），有自己的宗教與教育，還有商業交易活動，甚至有人類最早的國家形態——城邦國家。這不是傳說，中國人關於蘇美爾人的知識信息，可能最早來自陳衡哲先生的《西洋史》。1922年，英國考古學家倫納德.伍利爵士率領一支考古隊，在波斯灣與巴格達之間，發掘出蘇美爾人居住的一個城邦——烏爾，其中大量的出土文物保括刀劍、頭盔、樂器等，此外還有大量泥板。這些泥板系由黏土爲主要材料，估計還會添加其他便於粘合的成份，才能牢固而不堅硬，方便長時間保存。不同用途的泥板，大小不一，但都必須在泥板在未乾時，先刻上楔形文字，待幹後便可保存。這些泥板表明蘇美爾人對交易活動的記錄，蘇美爾人的教育系統，還顯示出蘇美爾人對天象的觀察記錄，以及60進位制的數字計算系統。儘管蘇美爾人創造的60進位制，後來被阿拉伯人的10進位制所取代，但60進位還是被現代人所沿用。如世界各國計時與時鐘的設計，就是以60秒進爲1分，60分進爲1小時。蘇美爾人留下的這些泥板，統稱爲“美索不達米亞泥板”。
對於本文而言，所關注的是蘇美爾人怎樣創造了信用工具。蘇美爾人在交易中形成和使用的泥板，正是人類最早的信用工具。在更遠古的、完全沒有貨幣的實物交易中，交易雙方都承擔高的交易費用，當交易費用高到某一程度時，交易便以失敗告終。即便蘇美爾人開始使用白銀，如銀塊、銀錠、銀環或銀片（1922年的考古發現，已顯示蘇美爾人使用白銀作爲交易手段），形成實物充當貨幣與作爲貴金屬的白銀同時流通，交易者仍感到不方便——交易費用過高。
譬如：某甲用一隻銀錠再加50斤麥，換取某乙的一頭牛。由於某乙對如此交易條件感到不滿意，雙方討價還價的結果，是到當年秋天，由某甲再追加30斤麥（遠期）支付給某乙。
即：銀錠﹢50斤麥﹢30斤麥（遠期）﹦1頭牛
但是口說無憑，要想讓交易成功，方法是藉助泥板——在泥板上刻下如下文字：
茲定於秋季收穫時，支付給泥板持有者（乙）30斤麥。
這意味着這塊泥板在交易中充當了信用工具，並交給某乙。泥板事實上成了持有者（某乙）向對方（某甲）提供信用的依據。這是一塊有價的信用工具，面積約相當於我們手上的一本書，其價值﹦30斤麥（遠期）。
不過，美索不達米亞泥板作爲信用工具的出現和應用，並非到此即大功告成，其中還有一個不可缺少的程序。通常研究金融史的學者，容易忽略這一程序。這是因爲，一般研究金融史的學者似乎對當代經濟學前沿理論方面準備不足。其實只要一個簡單假設，即可明白這一程序的重要性。
假設到了秋天，手持泥板的某乙向某甲索取30斤麥，此時某甲突然翻臉不認賬，某乙怎麼辦？某乙若發動家屬親友帶上刀訴諸武力，強行索取本該屬於自己的30斤麥，某甲事先也同樣作好防守準備，甚至力量更強大，某乙恐怕需支付更高的成本了。這一假設顯示，作爲信用工具的美索不達米亞泥板，要想獲得那個時代的認可，就必須有一個作爲超然於交易雙方的第三方，而且這個第三方必須是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可以是國家，也可以是黑社會組織。
1997年，馬里蘭大學奧爾森教授（Mancur Olson）在他的最後一部力著《權力與繁榮》裏，證明了經濟發展對於國家權力的依賴關係，其實也間接揭示了美索不達米亞泥板對於國家權力的依賴。沒有國家權力，上文中的某乙，絕不敢輕易向某甲提供以泥板爲憑據的信用。另一位新制度學派的重量級經濟學家巴澤爾（Yoram Barzel）在《國家理論》一書中，異曲同工地將國家理解爲制度與合約的第三方實施者。當某乙與某甲爲泥板的信用產生衝突時，作爲第三方的國家能夠憑藉自己的權力，使甲、乙雙方的交易合約獲得強制實施。易言之，美索不達米亞泥板作爲信用工具，要想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其基本前堤是必須有一個充當第三方的國家。
有趣的是，古代蘇美爾人竟然滿足了他們所創造的信用工具——美索不達米亞泥板——所需的這個前堤。他們先有自己的城邦國家，然後才創造出古老的信用工具。上文所涉英國考古學家在1922年發掘的大量文物，正位於蘇美爾人的城邦國家之一——烏爾的遺址。此後考古學家們又陸續發現蘇美爾人其他城邦國家的遺址，包括埃利都、拉加什、喀什、烏魯克、尼普爾等。這些城邦國家之間，以運河與界石爲邊界分割。由於水權與貿易道路等方面的爭端，引發城邦國家相互間的戰爭。原在阿拉伯半島的遊牧民族——閃米特人也屢屢向蘇美爾人發起攻擊與掠奪，征服與掠奪是遊牧民族的基本生存方式，閃米特人的一支——阿卡德人曾是蘇美爾人最大威脅。現今阿拉伯人與猶太人，都是閃米特人的後代。
烏爾是蘇美爾人最後的一個城邦國家，公元前1763年，閃米特人佔據巴比倫城（Babylon）的另一支——阿摩利人，在漢謨拉比(Hammurapi)的率領下，用武力強行佔領烏爾，其後又統一了兩河流域，建立起古巴比倫王國，蘇美爾人漸漸消失或被同化。古巴比倫爲人類留下一部《漢謨拉比法典》，到了公元前六世記，新巴比倫王國又爲人類留下一個美侖美奐的建築奇蹟——空中花園。直至公元前550年，由大流士（Darins）一世統一的波斯，又徹底征服巴比倫。
但蘇美爾文明不會消逝，而是被古巴比倫人繼承下來，當然包括作爲信用工具的美索不達米亞泥板。古巴比倫的商業與交易活動之繁盛，足以證明這一點。泥板的轉讓很快衍變爲債權的轉讓，並憑藉從蘇美爾人那裏繼承而來的計算技術，巴比倫人很快又在借貸中學會使用利息，包括高利貸以及複利的計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