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心中都住着一個貪婪鬼，有的人能控制，有的人不能控制，這就決定了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有貪官。在不同社會形態裏，貪官面臨的“職業風險”是不一樣的。在法治社會，貪官的“職業風險”主要來自法律，貪官們犯到哪一條，社會就會將其辦到哪一條，即使上級想做保護傘也做不了。皇權社會，帝王一權獨大，法律只是皇帝手中的玩物，貪官搞定了皇帝，也就等於爲自己買了一份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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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官最怕的是換皇帝
明熹宗時，貪官兼宦官魏忠賢無疑是個牛人，此人把握朝政達7年之久。他居然敢稱“九千九百歲”，還敢慫恿地方長官爲自己修建生祠，一點也不怕皇帝將其腦袋擰個方向。魏忠賢爲何有這樣的底氣呢？明熹宗朱由校是他侍候着長大的，朱由校很小的時候，魏忠賢就誘其宴遊，使之對自己產生依戀之心。他首先是利用手中的權力打擊政敵。天啓五年（1625年），誣陷左光斗、楊漣、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等人有貪腐之罪，將他們迫害至死。天啓六年（1626年），又藉故殺害高攀龍、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等人。他挖空心思培植個人勢力，養了衆多“義子”，這些“義子”有“五虎”“五彪”“十孩”“四十孫”之稱，投靠他的人裏有的是總督、巡撫之類。他毫無忌憚地斂財。正月三十日是魏忠賢的生日，生日當天，送禮的人清早就排成長隊，專等乾清宮開門，宮門外的臺階上堆滿了珍玉珠寶，需要幾十名太監搬上大半天。這只是生日禮，還有節禮，還有幫人升官發財的“感謝費”。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天啓七年（1627年）8月，明熹宗暴斃，朱由檢即位，開始清算閹黨。先是大抓閹黨骨幹，然後是將魏忠賢貶到鳳陽守陵，不久又下令將其逮捕。在魏忠賢自縊而死後，崇禎下令將其磔屍於河間，黨徒二百六十餘人或被處死，或被囚禁，或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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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魏忠賢來，和珅名氣更大。和珅雖是八旗人，卻出身貧賤，從小缺吃少穿。但這個人天資聰慧，他熟讀四書五經，精通滿、漢、蒙古、西藏四種語言，又有經濟頭腦，加上善於巴結，頗得乾隆帝的歡心。他23歲做管庫大臣，25歲被升爲乾清門御前侍衛兼副都統，26歲做戶部侍郎、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30歲被提升爲戶部尚書。後來又被封爲一等忠襄公，任首席大學士、領班軍機大臣，兼管吏部、戶部、刑部、理藩院、啓部三庫，此外，還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四庫全書》總裁、領侍衛內大臣、步軍統領等職。一句話，人、財、物、司法、文化、外交、軍事，他都可插手，簡直就是個“二皇帝”。得到皇帝如此寵信，和珅自然要用權力給自己幹些私活。他先是大搞文字獄，設立“口袋”罪，將曾經反對過自己的人一網打盡。然後是大肆斂財。和珅曾行文要求各省把給皇上的奏摺先向他把持的軍機處提交副本，這樣他把天下的官吏都掌握在自己手裏，誰敢違逆，就堅決將其排擠掉。想升官就得出錢，出多少錢做多大官。做鹽政、河道總督之類大官需要“鉅萬納其府庫”。嘉慶早就對和珅憎恨不已，嘉慶四年正月初三，乾隆一伸腿，嘉慶立即宣佈和珅等人“守直殯殿，不得任自出入”。正月五日，清仁宗又授意給事中王念孫、大學士劉塘等人上疏彈劾和珅貪贓枉法。正月初八日，皇帝下令將和珅逮捕法辦，正月十八日，又賜和珅一條白練，令其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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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權時代的大貪官自然是很精明的，否則，他們的官職就不可能越做越大，錢財越積越多，但這些人也同樣非常愚蠢，他們總認爲搞定了上級，什麼事都沒有了。他們不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皇帝的位子不是絕對固定的，皇帝再長命百歲，也終有一天會死去。而新皇帝的性情、想法、治國理念，未必跟老皇帝一模一樣，老皇帝喜歡的，新皇帝不一定喜歡；老皇帝看重的，皇帝不一定看重；老皇帝顧忌的，新皇帝未必會顧忌。誅殺貪官往往是新皇帝立威和贏得人心的一種方式。所以在古代當大貪官也是有“職業風險”的。早知有惶惶不可終日的一天，又何必當初貪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