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其受重視程度之高、影響社會之深、延續時間之久，爲其他民族文化所罕見。
“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狹義的孝道指針對父母的道德行爲，而廣義的孝道則延及父母之外的長上之親。孔門弟子有若說，孝悌是“爲仁之本”，在諸多倫理道德中，孝道是最基本的。儒家認爲，孝可以使人們之間互相親愛。而相互親愛的族羣，道德底線明確，統治者易於駕馭：“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孝道總體上有利於社會和國家的安定。無論是國家危難，還是天下承平，統治者選擇賢臣良將的路徑大都是“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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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不因身份高低貴賤而有所差異，凡天下之人，同此一德。漢朝皇帝，自惠帝開始，都在其諡號前加上“孝”字，如孝惠帝、孝武帝之類。按照唐人顏師古的說法，其原因便是“孝子善述父之志”。東漢時期，察舉科目中有“孝廉”之目。歷代皇帝都重視尊老、養老，都號稱“以孝治天下”。因“稱孝”而名世、進身的官吏、學者、武將、鄉紳不勝枚舉。而在民間，孝已相沿成俗，到元代，郭居敬將前代著名的孝行故事加以精選，編成著名的《二十四孝》，後人又在此基礎上插圖，形成《二十四孝圖》。它對七百年來的中國民間社會影響尤爲深巨。
如果說，禮制中的尊老、孝親行爲來自遠古的民間習俗，來自儒家的道德推揚，那麼相關法律條文則是硬性約束，不容有違，它是孝道實行的強制保障。
早在先秦時期就有“不孝”罪。周初分封康叔於衛時，周公就對其弟弟康叔說：“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孔子也曾經說過：“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對於不孝這種“大亂之道”，當然要歸之於罪，治之以刑。所以，《周禮·大司徒》所載“以鄉八刑糾萬民”的“八刑”中，首刑即“不孝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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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曾列舉戰國時期“不孝”的一些具體表現，“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鬥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秦漢以降，國家立法便將這些“不孝”內容具體化、法典化。在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朝法律簡文中，有不少對於“不孝”行爲的定罪。
經過魏晉六朝，到隋唐時期，中國傳統法律的格局基本定型，成爲後代法典的圭臬。其中對於“不孝”之罪的懲處繼承和發展了秦漢法律，同時又直接延續了上古禮制。按照《四庫全書提要》的說法，唐律“一準乎禮”。《唐律》中有“十惡”(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之罪，其中“惡逆”“不孝”“不睦”三項都涉及孝道問題。相比於上引秦漢時期的相同罪行，這些條文規定得更加細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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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之所以在中國古代深入人心，孝行之所以代代相沿，成爲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不僅僅得益於儒家的鼓吹和推揚，而且是社會與國家兩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包括家庭、宗族、鄉里的禮制約束，國家律法詔令的強制懲戒，以及通過樹碑立傳、懸匾建坊、封賞旌表等方式實現的正面引導，從而構成一個“系統工程”。這些維護孝道的措施，不能說沒有負面作用，但大體而言，它跟中國古代的社會土壤、文化傳統可以協調自洽，而且對於當今中國社會的孝道弘揚、人心再造，不乏借鑑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