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戲曲家李漁頗知秋天的好處：“炎蒸初退，秋爽媚人，四體得以自如，衣衫不爲桎梏，此時不樂，將待何時?”但他亦知秋天的可貴，霜雪一至，則諸物變形，秋風一起，即花殘葉落，這都只是頃刻間的事情，所謂“春宵一刻值千金”，則秋價之昂，宜增十倍。“有山水之勝者，乘此時蠟屐而遊，不則當面錯過。何也?前此欲登而不可，後此欲眺而不能，則是又有一年之別矣”。
另有一事，亦屬此時不抓緊，則“又有一年之別矣”，即賞菊。
“菊花隆”名揚“菊花會”
中國自古有秋季賞菊的傳統，尤其到了宋代得以大興。宋人筆記中對秋季賞菊，記載很多，孟元老於《東京夢華錄》中回憶開封九月的盛況：“都下賞菊，有數種。其黃、白色蕊者蓮房曰‘萬齡菊’，粉紅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黃色而圓者‘金齡菊’，純白而大者曰‘喜容菊’。無處無之”。吳自牧在《夢粱錄》稱：“今世人以菊花茱萸爲然，浮於酒飲之。蓋茱萸名避邪翁，菊花名延壽客，故假此兩物服之，以消陽九之厄爾……年例，禁中與貴家皆此日賞菊，士庶之家，亦市一二株玩賞。”張鎡在《南湖集》中列舉一年四季中的賞心樂事，農曆八月仲秋即有“湖山尋桂、現樂堂賞秋菊……霞川觀野菊”，而到了九月季秋，照樣要在插萸登高的同時，到“把菊亭”採菊。
明清兩代，賞菊照樣是秋季必備的傳統項目，散文家張岱在《陶庵夢憶》中記載了兗州的縉紳大戶於賞菊之日的場景：“其桌、其炕、其燈、其爐、其盤、其盒、其盆盎、其看器、其杯盤大觥、其壺、其幃、其褥、其酒、其麪食、其衣服花樣”，無不鐫刻或刺繡着菊花的圖案，整夜燭火不滅地照耀着，“蒸蒸烘染，較日色更浮出數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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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岱還饒有興致地記述了一段他跟友人一起去參觀“菊海”的奇特經歷。出城走了五里路，到了傳說中的花園，在園子裏繞來繞去，邊邊角角都踏遍了，“絕不見一菊，異之”。正在這時，花園的主人將他們帶到一處蒼莽空地，那裏有三間用蘆葦葉搭建起的大房子，張岱他們一進去，就大聲驚歎“真菊海也”!大房子的三面砌了三層花壇，全部堆滿了菊花，“花大如瓷甌，無不球，無不甲，無不金銀荷花瓣，色鮮豔，異凡本，而翠葉層層，無一葉早脫者”。讓張岱大飽眼福。
不亞於菊海的，是清代的菊山和菊塔。菊花在古代也叫做九花，富察敦崇在《燕京歲時記》寫道，秋季，“富貴之家以九花數百盆，架庋廣廈中，前軒後輊，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積者曰九花塔”。
上個世紀初，北京每年的農曆九月必搞菊花展覽會，陳鴻年先生在《北平風物》一書中記載過當時的盛況，展覽會特聘專家予以評判，名列前三名者必有獎品。“一時養菊名家雲集，各出精心培養之佳品，報名登記，使長安道上中山公園之場地，如菊花仙子之集會，釵光鬢影，美不勝收”!而每年奪魁者都是一位住在宣武門內西鐵匠衚衕的名叫隆顯堂的先生，北京人都管他叫“菊花隆”。菊花隆最拿手的傑作，是人工接種，即“插枝”技術，千變萬化，運用無窮。菊花的顏色，綠顏色的當屬名貴，墨綠色的墨菊尤屬珍品，菊花隆“更有所養之‘紅菊’，雞血紅、硃砂紅、西洋紅，鮮豔奪目，一枝獨秀，應是菊花展覽中之翹楚”。鄧雲鄉先生在《燕京鄉土記》中寫過舊京另外兩位養菊名人，一位是家住藍靛廠的“釺子劉”，還有一位是家住新街口的劉絜女，“養的菊花也是聞名遐邇的”。
鮮爲人知的，是清末民初上海也搞過“菊花會”，地點位於豫園萃秀堂外。清代思想家王韜在筆記《瀛壖雜誌》中記載了菊花會的場景：“瘦石疏苔，曲廊小榭，已覺蕭然有秋意。繞湖石折而東北，境地開朗，遙見菊影婆娑，畢呈眼底。循回欄而入，則萬卉齊花，高低疏密，羅列堂前，棐幾、湘簾，瓷盆、竹格，無不盡態極妍，爭奇鬥勝。”在上海的菊花會上，如同北京一樣，也要搞評獎，經過專家品評，按照“新巧”、“高貴”、“珍異”這三類，在每一類中評出甲乙，“盆盎皆標列藝菊主人別字，殊令觀者神飛心醉”。微風拂來，清香徐來，王韜不禁感慨：“如此盛集，亦足以點綴秋光矣!”
蘇東坡吃“菊花苗”解餓
古代筆記中，記載了很多名人對菊花幾近癡迷的熱愛，比如明末名妓董小宛。冒闢疆在《影梅庵憶語》中記載她“猶耽晚菊”。有一年董小宛生病三個月，入秋依然不見好轉。有位客人來家中拜訪，贈送他們夫婦一盆名爲“剪桃紅”的菊花，這盆花“花繁而厚，葉碧如染，濃條婀娜，枝枝具雲罨風斜之態”。董小宛非常喜歡這盆花，將之放在牀邊。每天晚上都要點燃綠色的蠟燭，用白色屏風“迴六曲，圍三面”，在花間設一小座，讓菊影與小座互相映襯，“極其參橫妙麗”，然後董小宛走進屏風內，坐在小座上，“人在菊中，菊與人俱在影中”，回首對冒闢疆苦笑道：“菊花不可謂不美，只可惜我現在與菊花一樣消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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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慈禧太后，雖然貴爲大清帝國的掌國者，與董小宛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語，但是愛菊之心卻是一樣的。《清稗類鈔》中記載，慈禧太后“時以養花種菜爲樂，躬自督課，園蔬成熟，輒命宮眷以小剪刀剪之，而監視於旁，勤者得賞”。在諸多花木中，“孝欽(慈禧諡號簡稱孝欽顯皇后)最愛菊”，每年入秋前她不僅要在宮中移植菊花，而且是親力親爲，帶領宮眷們一起“至湖西移植於盆”，重新栽種後，每天監督着灌溉和整理，趕上秋雨天還不忘了覆之以竹蓆，正是這樣精心的種植，使得清宮每年秋天都能欣賞到美麗的菊花。
菊花之所以能得到古人的青睞，名列“梅蘭竹菊”這四君子之列，除了在瑟瑟秋風中凌霜自行的盛開之外，還有一部分原因在於其自帶一點“仙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了菊花多種藥用的同時，還不吝筆墨，寫了古書中記載康風子、朱孺之“皆以服菊成仙”，飲菊潭水能長壽，喝菊花酒能“闢不祥”等等神奇之事。
但菊花別有一用，則是現代人不敢想象的，那便是“解餓”。讀者切莫以爲筆者說笑，這可是經過大文學家蘇東坡親自考證過的。他在《後杞菊賦》中寫道，他於唐代文學家陸龜蒙的《杞菊賦》中看到菊花能吃的字樣，一直不信，以爲“飢餓嚼齧草木則過矣”，不想自己當了十九年的官，因爲清廉自持，“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等到出任密州太守的時候，竟然困頓到了想吃頓飽飯都拿不出錢來的地步，於是他拉着好友——密州通判劉廷式沿着古城的城牆根底下挖野菜，在一處廢棄的苗圃裏找到菊花苗，狼吞虎嚥了個精光，然後“捫腹而笑”，方知陸龜蒙之言可信不謬也。
以菊爲食，有人也許會覺得暴殄天物，但李漁肯定不會這樣想，在他看來，菊花之美的最可貴處，恰恰不是因爲她“全仗天工”，而是“全仗人力”。
李漁在《閒情偶寄》一書中認爲：“牡丹、芍藥之美，全仗天工，非由人力。”種植這兩種花，不過冬溉以肥，夏澆爲溼，哪怕人力不到位，也能爛漫芬芳地開放，不過是花色略差一點兒罷了……而菊花之美，則完全依靠人力，“當其未入土也，則有治地釀土之蘇，既入土也，則有插標記種之事，是萌芽未發之先，已費人力幾許矣”。等到秧植初定之後，勞瘁萬端纔剛剛開始，“防燥也，慮溼也，摘頭也，掐葉也，芟蕊也，接枝也，捕蟲掘蚓以防害也，此皆花事未成之日，竭盡人力以俟天工者也”。等到花要開放的時候，恰恰秋風起，天氣涼，又要防雨避霜、縛枝系蕊……“皆以人力之有餘,補天工之不足者也”。
在這篇文章的結尾，李漁表達了自己借花喻世的深邃見解：世上能做出傑出成就的人，有幾個是“純天然的”天才?都是後天不斷砥礪的成果，“使能以種菊之無逸者礪其身心，則焉往而不爲聖賢”!
靜庵公避讓“抱菊者”
要說筆記文中關於菊花最有趣的一則，筆者以爲要數民國著名新聞記者蔡友梅在《益世餘譚》中寫的一篇關於“抱菊者流”的小文。
蔡友梅的外祖父金靜庵公，生平是個“慈祥愷悌”，修養絕佳的人，就算遇到特別可氣的事情，也能心平氣和地對待，“亦以善言出之，從無急言驟色”。
有一年秋天，靜庵公去護國寺遊玩，看一處菊花開得爛漫，就買了四株，因爲花盆有點兒沉，就僱了一個專門給人幫閒的窮人，抱着花跟隨他一起送到家裏去，給予腳錢四百。誰知那窮人一邊走一邊把花從盆裏統統拔出來，然後“將花下泥土沿路摔去”。靜庵公有些生氣，問他爲什麼要這樣做，那窮人蠻橫地說：“你只僱我送花，可沒僱我送花盆和泥土。”靜庵公聽了目瞪口呆，想了想，忍住了沒和他計較。等到了家，窮人又將所有的菊葉“全行薅盡，只剩光桿菊花四朵”，理由照樣是“你僱我送花，可沒說送葉”，靜庵公繼續忍耐，把四百文錢給他。誰知那人是個徹頭徹尾的潑皮無賴，還狡辯說先前幫拿的花盆和花葉也要算錢，必須給一吊錢才善罷甘休。“僮僕輩鹹欲飽以老拳，靜庵公極力呵止”，把一吊錢給了他，他才悻悻而去。家裏人都說靜庵公太過老實，怎能任人欺負?靜庵公卻只笑笑不再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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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聞後門西，有一窮人被賣豆汁者毆斃，即抱菊花之人也!”靜庵公把家人叫到一處告誡他們說：像抱菊花這種潑皮無賴，最能惹人生氣，而一旦養氣，功夫欠佳，被其激怒，定會惹出人命官司，所以不妨敬而遠之，退讓他一步，不生事端。
蔡友梅之所以回憶起外祖父的這件小事，是他自己遭逢了一件糟心事。他由西城回家，僱了一輛人力膠皮車，車伕拉到中央公園(即今天中山公園)，突然說自己餓了，將車一放，到路邊攤吃水飯兩碗，然後拉着車繼續走，沒走幾步到了南池子，又說自己想出恭，將車一放又去解大手，接下來拉着車走得奇慢無比，行至四牌樓(從行車方向看，這裏應該指東四牌樓)下車，非多要四枚錢不可。蔡友梅覺得他有些過分，只給他添了兩枚，“伊橫眉立目，勢欲起打，尤可惡者，揪住記者，非添錢不準開步”。蔡友梅想起外祖父的經歷，“若該車伕者，亦抱菊者流”，於是添錢兩枚，遠避兇人。
抱菊者未必有菊花之高潔的品行，這是不言自明，也無需苛求的，但鬧到四處拔橫，以至於橫屍街頭的地步，不能不說是自作孽不可活。聯繫前文所述李漁在《閒情偶寄》中的觀點，聖賢並非天生，就像菊花的栽培一樣，能屹立風霜而不倒者，泰半緣於後天的砥礪，那麼暴戾之徒也應該說是後天不斷“磨練”的成果，日行一惡，必有惡報。人這一輩子，善始到善終之間，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古人書裏書外不停地教誨修身養性，就是導引人們走向最後那個好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