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的《一報還一報》(亦譯爲《量罪記》)，改編自一部意大利悲劇《普洛莫斯和卡桑德拉》。故事是說維也納的一個少年紳士克勞狄奧，因爲與女友未婚先孕，被本城攝政安哲魯判處死刑，由此引發一系列的戲劇衝突。這個故事有一定的真實性，因爲在當時歐洲，一切婚姻外的性行爲，都是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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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性行爲是哺乳動物中最爲奇特的，它不是依靠遺傳密碼來觸發得以進行性行爲的發情期，而是依靠人類的情感與理智來進行選擇與控制。人類和其他動物相比，有一個漫長的幼年期，需要長輩的全力合作撫養。因此在人類最早的行爲規則中，將性行爲嚴格控制在婚姻規則之內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
古希伯來人《舊約·出埃及記》的“十誡”，其中的第七誡就是“不可姦淫”。當時法律允許將犯有婚外姦淫罪的男女雙方，用石塊活活砸死。不過對於未婚的女子性行爲，則規定男方承擔支付聘禮與之成親的義務。
後來基督教的《新約·約翰福音》提到耶穌基督赦免犯奸罪的女子的故事，可是《希伯來書》又說“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審判”。後來歐洲基督教國家的法律沿襲的就是《希伯來書》的法則。通姦罪一律加重爲死刑，有的國家雖然不處死刑，但也要受嚴懲。甚至即使國王犯下此罪，也會受到教會的處罰。比如1104年，法國國王腓力因爲與安茹伯爵夫人長期未婚同居，被教皇帕斯卡爾二世下令開除教籍。兩人沒有辦法，只得在巴黎舉行的宗教會議上，向教皇的特使表示懺悔，兩人身穿苦行者的破舊長袍，光着腳下跪，表示服從教皇的諭旨，從此永遠分手。教皇也收回成命，恢復他們的教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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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的另一邊，中國古代法律對於“奸罪”要寬容得多。比如張家山漢墓竹簡中的西漢初年《雜律》中，規定通姦罪，雙方“完爲城旦舂”(男子爲國家築城，女子爲國家舂米)。但男子爲官吏身份的，就按照強姦罪處罰，處以宮刑。到了唐代，已婚者通姦的，不過是徒二年的罪名。明清法律進一步減輕到杖九十，只是往往附加兩人共戴一枷、枷號示衆若干天的附加刑。
如果發生《一報還一報》那樣的未婚通姦，唐律規定雙方各處徒一年半，日後也不能結婚。可能是考慮到這樣的立法不近人情，明清律中沒有這樣的條文，只是規定未婚男女和姦，處杖八十。
對於被認爲是不正常的性行爲，中國古代法律也有更大的寬容性。就目前能夠見到的古代法律條文來說，獸姦和雞姦行爲都沒有明確的罪名與刑罰。只有在明代的比附條例中，規定:“將腎莖放入人糞門內淫戲，比依穢物灌入人口律，杖一百。”只是將雞姦行爲作爲一般的污辱侵害人身來處罰，並不認爲是一種性行爲。清代設置條例，凡是在搶劫、綁架之類重罪中有強行雞姦行爲的，要加重爲“斬立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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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國古代法律又允許私人自行處死通姦者。早在秦始皇的“會稽刻石”中，公然宣佈“夫爲寄，殺之無罪”，丈夫像公豬那樣鑽到別的窩裏去與人通姦，妻子殺了他是無罪的。以後的法律沒有這樣的內容。後來元朝改變了傳統的法律，規定丈夫在通姦場所當場殺死姦夫及妻妾可以無罪，而捉姦告官不過是處姦夫姦婦杖七十七而已。這條法律後來被明清兩代繼承，允許丈夫當場殺死姦夫姦婦。而反過來妻子對於丈夫就不能行使同樣的私刑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