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1738-1801)論學貴“心得”和“一家之言”，在其《文史通義》中對學術多有獨特的見解，呂思勉即評日“精深透闢，足以矯前此之失，而爲後人導其先路者甚多”。他結合自我的爲學經驗對“學問”與“功力”作了精闢的論述。章學誠逆乾嘉考據學風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學主張，對後世學者有着很大的啓發意義。
章學誠處在乾嘉學術鼎盛時期，其時考據之風盛行。以戴震和錢大昕爲首的學者提倡“經學訓詁”的學術方法，試圖通過“詮釋古訓，究索名物”以達到對六經的徹底而正確的解釋。章學誠反對這種皓首窮經、無關世事的學術方法和學術態度，認爲學術應該“經世致用”，提出“文史校讎”的治學途徑。與主流學風的格格不入使章學誠的學術在當時不能彰顯和光大，正所謂“生時既無灼灼之名”。然而正是處在當世學風之外，使他更能洞察乾嘉學界的弊端和隱患，“實齋著《通義》，實爲鍼砭當時經學而發”。針對當時的學風，章學誠在書中提出了自己的學術主張和心得。
一、功力、學問與性情
“功力”和“學問”之辨是章學誠學問觀的出發點。他認爲“功力”和“學問”是不同的，它們之間有着密切的聯繫，同時又有着顯而易見的差別。“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博約中》)學問需要深厚的功力的積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因此就把功力當成學問，“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秫黍以謂酒也”(《博約中》)。秫黍和酒的比喻形象地揭示出“功力”和“學問”的本質區別：兩者之間要有一個轉化的過程，更存在一個實質性的轉變。在他看來“博學待問”並不是學問，“著述成家”纔是真正的學問。著述之難前人多有論述，如顧炎武《日知錄》十九卷中有“著書之難”條專門討論此問題，他認爲《呂氏春秋》、《淮南子》不能成一家之言，此二書不過是“取諸子之言匯而成書”，“今人書籍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所持觀點與章學誠的“纂輯”和“著述”很相似。“纂輯”指“蒐羅摘抉，窮幽極微”，“著述”則指“專門成學”(《博約中》)。“纂輯”雖然是博聞強識之學，但它只是記誦之學，沒有達到由博而返約，它只是學問的一個階段，而非終點，只是求學的功力，不能自立。而要使“功力”轉化成“學問”，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性情”，“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博約中》)。每一個學者都具有自己獨特的“性情”，好的“性情”就是“美質”，要以功力深之纔能有所成就。 章學誠主張做學問首先要從“性情”人手。“性情”指的是個人的天資和興趣，也包含讀書中的個人感悟和體會。他在《說林》說：“道，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行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 自然 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學私。”“道”具有“公”的性質，有“天下之公器”之意。而學術則具有“私”的品格，每位學者的學術研究必然會打上個人興趣才力的烙印，具有個人特色。“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博約中》)章學誠論學深受王陽明良知良能說的影響。王陽明繼承孟子的“人人皆可爲聖人”之說，進一步闡釋“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認爲人內在都具有“良知良能”，都有學習的能力和成爲聖人的能力。良知是本體，“致”良知是工夫，兩者之間存在着本體與工夫之辨;良知是先天的、先驗的，但只有“致”良知，良知才能被主體自覺認識，良知只有在功夫展開的過程中才能實現。章學誠對此進一步發揮，將其運用到治學之上，就是要尋找學術中與主觀天資相契合之處。“學術功力必兼性情，爲學之方，不立規矩，但令學者自認資之所近與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遺意也”(《博約下》)，他主張爲學之人首先應該認識到自己“資之所近”的性情，再施以功力，即“良知良能其道易入”(《答沈楓墀論學》)。總之，認爲學術是由潛藏於自我之中的某種價值或原理——實齋亦將其表達爲“性靈”——所引導而進行的極爲個體的活動。但如何清楚地瞭解自己的天資和性情愛好，這就需要在博覽羣書的過程中尋找和驗證，“人生難得全才，得於天者必有所近，學者不自知也。博覽以驗其趣之所人，習試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是亦足以求進乎道矣”(《答沈楓墀論學》)。章學誠論學還主張博與約的結合，初學者讀書要博，通過廣泛的涉獵和閱讀開闊視野，尋找與自己心靈契合、能激發自己興趣的學術領域。爲學除了依循性情而人之外，還要依照自身的優勢和劣勢對爲學方向做出選擇，又云“大抵文章學問，善取不如善棄。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於不朽之業，宜度己之所長而用之，尤莫要於能審己之所短而謝之。是以輿薪有所不顧，而秋毫有所必爭，誠貴乎其專也”(《與周次列舉人論刻先集》)。根據自己的天資和性情對爲學方向有所選擇，成爲“專家”，即由博返約。章學誠的這種感悟，也包含着自我審度的經驗。他自謂：“吾讀古人文字，高明有餘，沉潛不足，故於訓詁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前人所未到處。”(《家書三》)又謂：“蓋時人以補苴襞績見長，考訂名物爲務，小學音畫爲名，吾於數者皆非所長，而甚知愛重，諮於善者而取法之，不強其所不能，必欲自爲著述，以趨時尚，此吾善自度也。”(《家書二》)在考據之風風靡之時，章學誠能夠結合自身的特點不趨時風，另闢蹊徑，從史學入手以“文史校讎”爲治學門徑，最終在學術史上留下青名，這也是他“善自度”的結果。
二、趨風氣與開風氣
“性情”不僅和個人的治學相關，而且和“風氣”的因循和變更也有密切關係。“風氣”指某種時代精神和時代風氣。爲學之人若丟掉了自己的“性情”而趨於一時之風氣，於己於學術都無裨益。章學誠在《答沈楓墀論學》中雲：“歷觀古今學術，循環衰盛，互爲其端。以一時風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勢也。學者祈向囿於時之所趨，莫不殫精竭智，攻索不遺餘力，自以所得遠過前人，聖人復生，不可易矣。及其風衰習變，後人又以時之所尚追議前人，未嘗不如前人之視古昔。漢、唐、宋、明以迄昭代，作者遞相祖述，亦遞相訾議，終身遁於其中，而不自知其守器而忘道，豈有當哉!”(《答沈楓墀論學》)這揭示了後代學術既是繼承和 發展 前代學術精華而來，也是矯正和彌補前代學術偏頗而起，在發展演變中存在一種互爲因果的關係。章學誠以辯證的眼光看待學風，他認爲任何一種學術風氣都是“偏而不備”(《答沈楓墀論學》)，“雖善必有其弊”(《淮南子洪保辨》)，都是不完滿的;而趨風氣更會產生諸多弊病。歷來“囿於時之所趨”是學界的普遍現象，學者趨風氣所導致的結果是不能全面客觀地對待學術問題，“自來門戶干戈，是非水火，非必本質如是，皆隨聲附和者之求加不已，而激至於反也”(《淮南子洪保辨》)，從而使一些學術問題的本來面目變得扭曲和模糊，不能起到摧陷廓清的作用，只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天喻》)，徒增誤論和繁複。然而學者之所以會趨時風，“不問天資之所近，不求心性之所安，惟逐風氣所趨，而徇當世之所尚”，原因在於“譭譽重而名心亟也”(《答沈楓墀論學》)，“好名之甚，必壞心術……凡好名者歸趣未有不俗者”(《家書七》)。所以，章學誠反覆強調“爲學之要，先戒名心;爲學之方，求端於道”(《答沈楓墀論學》)，也就是學者首先要“正心誠意”，不爲名利所牽絆，培養自己良好的道德情操和獨立的學術品格。此外，學者除了應該不趨風氣之外，更貴在能夠開創新風氣，挽救舊風氣的弊端。“君子之學，貴開風氣，而不貴趨風氣。蓋既日風氣，無論所主是非，皆已演成流習，而諧衆以爲低昂，不復有性情自得矣。……天下事凡風氣所趨，雖善必有其弊。君子經世之學，但當去弊而救其偏，轉不重初起之是非。謂既入風氣，而初起之是非已失實也。”(《淮南子洪保辨》)他提倡學術應該經世致用，也就是通過扭轉不良學風來起到救時弊的作用。他在《上錢辛楣宮詹書》中說道：“惟世俗風尚必有所偏，達人顯貴之所主持，聰明才雋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載筆之士不思救挽，無爲貴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則必逆於時趨，時趨可畏，甚於刑曹之法令也。”繁瑣的考據學的弊端在後世日益暴露，章學誠能夠身在其中而察覺其弊，並不遺餘力地加以糾正和補救，確實具有敏銳的學術眼光和極大的勇氣。《文史通義》一書鍼砭學風流弊的價值超出史學的範圍，在思想史和文化史有重要意義。
三、博與約
“博”與“約”是章學誠論學貫穿的核心，《文史通義》內篇有《博約》上中下三篇專門論述此問題。“專家”和“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同的涵義。章學誠之子章貽選在《邵與桐別傳》中雲：“先師(指邵與桐)深契家君專家宗旨之議，故於宋史主於約馭博也。”余英時在《章學誠文史校讎考論》指出：“實齋的‘專家’又通於‘約’之義，而以‘別識’爲主觀的樞紐。”章學誠注重“約”，但也強調“博”的重要性，“博”與“約”是辯證的關係。“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謂專家也。然亦未有不約而能博者也。”(《博約中》)只有廣泛涉獵，博覽羣書才能成“博”，但“博”並不是雜，不是漫無邊際，更不是成爲百科全書式的學問。“蓋學問無窮，而人之聰明有盡，以有盡逐無窮，堯、舜之智不遍物也。”(《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學問之廣博不可能窮盡，所以必須有所取捨，而取捨所據的標準就是以“性情”之說而對爲學方向有所選擇。前面所論述的從“性情”而入，並依照個人的“所短”、“所長”來選擇爲學方向就是此意。“約”的最終境界是要打通各種學問，達到對存在於各種學問之間的“道”的領悟。因此他對學者將學問分爲義理、制數、文辭頗有微辭，他謂：“後儒途徑所由寄，則或於義理，或於制數，或於文辭，三者其大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緩其二，理勢然也。知其所致爲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緩之二爲可忽，則於斯道不遠矣……是以學必求其心得，業必貴於專精，類必要於擴充，道必抵於全量，性情喻於憂喜憤樂，理勢達於窮變通久，博而不雜，約而不漏，庶幾學術醇固，而於守先待後之道，如或將見之矣。”(《博約下》)章學誠對學科分類並不反感，而認爲是有必要的，“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其說並行而不悖也”(《博約下》)。他反對的是執其一端不及其餘的“物而不化者”，“君子觀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窺道之全量，而各趨一節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見”(《答沈楓墀論學》)。博約相互結合是爲了達到對“道”的認識，章學誠的“道”具有獨特性，與傳統的“道”具有不同之處。
四、“知其所以然者”爲道
“聞道”是 中國 古代學者論學的最終目的，“道”通常具有濃厚的道德訓誡意味，最終大都指向了“正心誠意，修身養性”。自宋明以來，程朱 理學 和陸王心學雖在“道問學”和“尊德性”方面各有側重，但他們對“尊德性”的重視是首位的，“尊德性”也是治學的最終目的。因此中國古代哲人的學問觀常常等同於修養論。而章學誠所論述的“道”卻突破了傳統的觀念，賦予“道”以新的涵義。他在《與朱滄楣中翰論學書》中雲：“蓋學問之事，非以爲名，經經史緯，出入百家，途轍不同，同期於明道也。道非必襲天人性命成正治平，如宋人之別以道學爲名，始謂之道。文章學問，勿論偏全平奇，爲所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可見他認爲並非只有傳統的性命之學可以見“道”，任何一種學問都可以達到對“道”的認識。他所論述的“道”是指“爲所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的理性認識，指向於知識層面的對客觀學問的探究。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說：“學術無有大小，皆期於道。若區學術於道外，而別以道學爲名，始謂之道，則是有道而無器矣。學術當然，皆下學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達之道也。”從事具體知識活動是“器”，是一種途徑，正如他所謂的“六經皆器也”(《原道中》)，六經也只是一種工具和途徑，並非“道”本身;以此種“器”達到對“所以然者”的“道”的認識;所謂“道學”不能無根底而存在，否則“道學”就是虛妄的，對宋代的“道學”之名提出了大膽的質疑和反駁。倪德衛對這段話的闡釋爲：“這種觀點是明代 哲學 所倡導的許多主張的一種變形，即道可以在自己的內在本性中找到，但不是新儒家所主張的那種萬人共通的道德價值和道德衝動。道在本質上是獨特的和個別的東西。”章學誠所認識的道已經與宋代傳統的道有很大的區別。不少學者認爲中國具有近代性質的知識論產生在清代中後期，以戴震和章學誠爲代表，如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丘爲君《戴震學的形成——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的誕生》、山口久和《章學誠的知識論——以考證學批判爲中心》等。余英時認爲章學誠的學術反映了清代“智識主義”的興起，具有很大的啓發性，在學界引發了較大的反響。筆者認爲章學誠在立根於傳統思想資源之上翻新出奇，有着較爲強烈的主體意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傳統經典的束縛，具有近代學術的獨立性、主體性。認清章學誠的學問觀是理解此一命題的重要一部分，本文只是管窺蠡測，若要進一步論證，還待日後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
總的說來，章學誠的學問觀是以“學問”和“功力”之辨爲基礎，以“性情”而入，“博”與“約”的相互結合，達到對“道”的全知，以“貴開風氣”、“去弊而救其偏”的經世致用爲最終目的。錢穆將其 總結 爲：“夫必既貴專門，又尚通識，先本性情，歸極大道，而後風氣循環，乃有以默持其運於不弊。”章學誠在乾嘉學界沉浸於名物經學訓詁之時，重新思考學問的本質與意義問題，其深邃的見解和勇於創新的精神實爲可貴。 現代 學者張舜徽贊其“當舉世沉酣於窮經考禮，審音說字之際，章氏獨究心乙部，出其閎識孤懷以救末流之弊，而卓然以自立，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章學誠的學術貢獻無愧此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