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西域傳》稱：“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三通。”那麼東漢絲綢之路爲什麼會“三絕三通”呢?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答。
西漢末年，王莽篡漢自立，西域諸國多與新莽政權斷絕關係，西域又被匈奴控制，絲綢之路斷絕。此謂“一絕”。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奉命出使西域，爭取各國脫離匈奴，歸附漢朝。東漢與西域重新建立聯繫，“絲綢之路”至此復通。此謂“一通”。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漢明帝駕崩。北匈奴攻佔車師，焉耆、龜茲反叛，“攻沒都護陳睦”。次年漢章帝劉炟繼位，決定召回漢官戊己校尉，不再派遣都護。後匈奴趁機侵佔伊吾，東漢與西域二次斷絕聯繫。此謂“二絕”。
漢章帝下詔徵還班超，班超奉詔將欲回國，從漢諸國大爲震動。於是，班超與屬員留了下來，後在東漢援軍支持下，大敗莎車、龜茲、焉耆，向東越過蔥嶺的大月氏，“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瀕，四萬裏外，皆重譯貢獻”。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副使甘英等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經安息、條支，直達波斯灣邊，“距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臨西海以望大秦”。因安息國一向用東漢的絲織品與羅馬交易，不想讓甘英開通東漢與大秦的直通商道，就故意誇大航海困難，甘英不得已返回。這是中國使者第一次遠達波斯灣，《後漢書·西域傳》稱“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至此，絲綢之路再復暢通。此謂之“二通”。
班超在西域經營30年，71歲病逝，葬洛陽北邙。和帝於公元105年駕崩，殤帝劉隆即位半年餘夭折，東漢內部動盪，接班超而任西域都護的任尚不能掌控西域，安帝劉祜即位後難以西顧，下詔罷都護，“遂棄西域”。此謂之“三絕”。直至18年後的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東漢朝廷纔派遣班超之子班勇出任西域長史。班勇“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遂破平車師”;延光五年(公元126年)，又大破北匈奴。
順帝劉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班勇、張朗(敦煌太守)討伐焉耆、尉犁、危須三國，三國臣服，“並遣子奉獻”。至此，班勇重新打通並保護了邊塞與絲綢之路的暢通。此謂之“三通”。班勇撰寫的《西域記》一書，是范曄撰寫《後漢書·西域傳》的重要依據。
回顧東漢絲綢之路的“三絕三通”，我們可以得到三重啓示：
其一，絲綢之路既是一條友誼之路，又是一條發展之路，開放之路。爲什麼“三絕”後又會“三通”呢?因爲“絕”就會影響中原與西域各國的經貿往來，對經濟發展造成重大損失，而“通”則有利於絲綢之路沿途各國的經貿往來和經濟發展，所以絲綢之路的“絕”只能是暫時的，“通”纔是必然的。這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不是人爲因素所能左右的。
其二，中華國力強盛，社會穩定，絲綢之路就能暢通，反之，絲綢之路就有斷絕的危險。東漢絲綢之路的“三絕”，其原因或是改朝換代造成的社會動盪不安，或是國力衰弱無暇西顧，遂給某些敵對勢力提供了破壞絲綢之路的機會;而“三通”，則是國家渡過危機、恢復安定後，政治條件、經濟基礎、社會環境俱佳的情況下，才能做到。所以，國家穩定，纔是經濟繁榮的保證，纔是人民之福。
其三，應該注意到，“三絕”後復“三通”，朝廷都用上了軍事手段。這說明，破壞阻撓絲綢之路暢通的敵對勢力是不甘心失敗的，只要有機可乘，他們就會製造麻煩。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不懈走強軍之路，保持強大武裝力量，隨時準備應對挑釁和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