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朝代,今天本站小編給大家整理了相關內容，不知能否幫助大家拓展一些知識?
隋唐時期，隨着經濟結構的變化，地主階級結構也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崛起的庶族地主階級強烈要求加入政權，他們希望通過各種渠道取得大小官職。
唐代統治者也在治國方針上確立了“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選天下之才爲天下之務”的原則。
從南北朝時期考試取士措施中發展起來的科舉制便在這樣的氛圍中確立起來。
唐代科舉制主要包括兩大類：常科與制科。
常科每年舉行，其科目設立不下幾十種，主要有明經、進士、秀才、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而進士和 明經最爲常用，其中進士科又居首位，爲科舉取士制度中最榮耀的科目。
制科則是根據形勢需要由皇帝頒佈詔令臨時設置的科目。其名目繁多，常見的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 、孝爲弟力田聞於鄉里、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等科。
常科考試來源有二：一是生徒，二是鄉貢。
一般經過兩道考試：先是州縣考試，合格者中舉人，參加省試，省試由禮部組織。後在武則天時代又特地增加了殿試，在省試基礎上進行策問。
制科考試通常由皇帝親自主持，考試及格即可授官。
科舉考試科目的多樣性，考試辦法、考試內容的相對靈活性，反映了唐代作爲中國封建社會充分發展時期的歷史特點。
科舉制度以文化考試爲選擇官吏的標準，這個特點使科舉取士面向地主階級的整體的同時，又把幸運的天平明顯地傾斜於知識階層一方。它比以往任何選舉制度更進步和合理。
對西方學者來說，科舉制度是最能激發其對中國的想象力。他們將其視爲政府公職向所有才能之士開放的理想象徵。
19世紀，西方人威廉斯在所著的《中國》一書中曾說：“中國政府中文武官吏所由產生的這種著名的考試製度，雖在古代的埃及或有類似的制度，但在古今任何一個大國中都可算是一種無可比擬的制度。”
威廉斯應該是基於科舉制的特點和歷史作用而言的。科舉制的推行，對於唐代文化乃至其後的整個中國文化進程都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首先，科舉制的推行，使隋唐政權具有一種開放性與流動性。
大批中下層地主階級士子以及自耕農出身的讀書人，由科舉考試步入仕途，參與和掌握各級政權，從而在現實秩序中突破了門閥世胄的壟斷，標誌着“平流進取、坐致公卿”局面的壽終正寢。
展現在文人面前的參政機會增加了，入仕的方式也由以往僅依靠專制統治者的垂青而變爲以科舉選官爲主的多途仕進。
文人積極的入仕情懷和積極向上的理想追求，極大地影響了一代士風和整個社會風氣。
大批文人的入仕，構成社會政治生活與文化生活中一支活躍而能動的社會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官僚隊伍的文化素質，有利於吏治的清明和社會 的公正。
《樊川文集·上宣州高大夫書》中言道：“國朝自房樑公以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正說出了唐代科舉制積極 的社會效應。
其次，由於科舉 制是入仕的主要途徑， 古代讀書人基本上圍繞科舉這一中心來設計自己的生活道路。
終唐一代比較有名的文人幾乎無一不是由科舉步入仕途的。
前期如王勃“對策高第，未及冠，授朝散郎。”楊炯“顯慶六年舉神童，授校書郎。”高適“舉有道。 ”
其他如杜審言、沈儉期、宋之問、陳子昂、崔顥、王維、賀知章等皆由進士及第進入 政壇。
“安史之亂”以後，顧況、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孟郊、白居易、杜牧、李商隱、皮日休、韋莊等也全是進士出身。
他們不約而同趨向考場的行爲，表明了科舉在他們人生旅途上的重要地位。
不可否認，科舉取士錄取數量有限，科考艱難和科考制本身的不健全，給有志之士帶來諸多不利影響。
一些相當有才華的文人如王之渙、杜甫、溫庭筠等都終身未登科第，李商隱、李翰、皇甫湜是等都是考了五、六次才及第的。
另外一些文人如徐夤自嘆“丹桂攀來十七春，如今始見茜抱新”，考了17年才考上。孟檗“出入場籍三十餘年”。
但他們並未沉湎於對一己命運多舛的悵惘而放棄對政治理想的追求，而深信盛世主明，終有及第而一展抱負的機會。
這種思想信念支配着一代又一代文人不畏險途，在一般情況下，不願放棄科舉從政之路。
科舉制也深刻影響唐代教育的多元發展。由於科舉考試是面向地主階級的整體，以文化考試爲主要內容，這就刺激人們對其子弟進行文化教育，客觀上則對文化在社會上的普及起了推動作用。
唐代燦爛的文學藝術就是以文化的普及爲基礎的。
在唐代，中央有國子學，州縣有州縣學，鄉有鄉學，教育事業得到空前的發展。
唐代科舉考試不同於明清八股取士，而是要求考生具有較全面的文化修養。
以進士科而言，所試內容亦有詩賦、策問、帖經、雜文等。
以詩賦取士，在唐代文學藝術充分發展的時代，促進了唐詩發展的繁榮，出現了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李賀、杜牧等以千古絕作雄蓋一世的詩歌巨匠。
另外，唐代科舉考試，甚重考生平時文譽，故士子至京師，往往先以文投謁達官名流 ，以期望得到他們的薦舉和提拔。
在唐人的許多文集中，有不少詩文是作者考前呈給薦舉人的，此等詩文非特出奇秀，難以延譽，故多爲傑出之作。
李白的《蜀道難》、自居易的《賦得古原草送別》、杜牧的《阿房宮賦》和李賀的《雁門太守行》均是因此激揚聲譽的。
在唐代文人那裏，曠達的豪氣、充溢的才華和倨傲的品行常常驚人地集於一身。
他們蔑視現存社會等級與社會秩序，無所羈束，誠如李白所誇耀的：“不屈己，不幹人。” 他在《夢遊天姥吟留別中》坦直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充滿傲岸之氣，自負之態。
詩人們普遍的昂揚奮發的自我意識與社會意識，使唐文化自具有一種明朗、高亢、奔放、熱烈的時代氣質。
總之，這種以開明、開放和科舉選官爲特徵的唐代政治環境，促進了唐代文人功名化的政治理想，開拓了多樣的入仕途徑和廣泛政治參與的可能。
以朝氣蓬勃的世俗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爲主體的社會力量，使唐代文化體現出一種無所 畏懼、無所顧忌而凌駕前朝、雄視後代、兼容幷包的大氣派。
但同時，科舉制作爲封建國家的選官制度，也把無數讀書人引向迷戀仕途、空疏不學之路，給社會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消極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