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臺詩案發生於元豐二年(1079年)，時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彈劾蘇軾，奏蘇軾移知湖州到任後謝恩的上表中，用語暗藏譏刺朝政，隨後又牽連出大量蘇軾詩文爲證。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後在御史臺獄受審。據《漢書·薛宣朱博傳》記載，御史臺中有柏樹，野烏鴉數千棲居其上，故稱御史臺爲“烏臺”，亦稱“柏臺”。“烏臺詩案”由此得名。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烏臺詩案”是一場非常標準的“文字獄”，受到牽連者衆多，它從一開始就被炒作成爲一場敏感的政治事件，也讓當時的皇帝宋神宗左右爲難。宋神宗左右爲難的根源在於：新黨要置蘇軾於死地，且拿出了各種證據，但是另一方面，許多朝中大臣都站出來爲蘇軾求情，那麼究竟是“於情”還是“於理”，這是讓宋神宗頗感爲難的一點。
這不是簡單的宋神宗想不想殺蘇軾的問題，而是兩個政黨以及皇帝之間的博弈。宋神宗想殺蘇軾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偏偏有一羣人在他耳邊請求他不要殺，又有另一羣人在他耳邊請求殺掉蘇軾，究竟殺還是不殺，這是一個問題，因爲對這個問題處理不好極有可能掀起一場政治地震。
烏臺詩案背景
宋神宗啓用王安石變法，但是卻讓朝廷分成了兩個黨派。一個是支持變法的元豐新黨，一個是保守的元祐舊黨，王安石的變法從一開始就遭到來自守舊官員的反對，蘇軾並不全然反對王安石變法，但是對變法內容中的青苗法、食鹽專賣法表示反對。
在當時的形勢下，朝廷中絕大多數官員都不支持王安石，爲了使自己的變法順利進行，王安石被迫啓用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這些個人品格多有問題的官員，同時對保守派官員多有打擊，蘇軾就在其列，當時新舊兩黨之間的對立情緒十分嚴重。
而“烏臺詩案”正是這種對立情緒的爆發。
勸殺派
“烏臺詩案”最初是蘇軾在元豐二年(1079年)四月由徐州調任湖州知州時，寫了一篇奏摺《湖州謝上表》給宋神宗，表示對神宗的感謝。但是直到七月，御史臺纔開始彈劾蘇軾，這其中究竟經歷了什麼變故，恐怕是有心人在其中操作的結果。
御史臺的官員李定、何正臣、舒亶從這篇奏摺裏挑選了一句話彈劾蘇軾，即蘇軾在《湖州謝上表》裏寫的：“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御史官員們抓住“新進”、“生事”兩個字眼彈劾蘇軾妄議朝政，攻擊朝廷，其中的“新進”被解釋爲新啓用的變法人士，“生事”則是說他們改變祖宗之法，滋生事端，其實就是在隱晦但又明確的表示自己和變法派的立場問題。
神宗很快做出批示，要求對這件事嚴查，蘇軾當即從湖州被押解回到都城拘押在御史臺。
很快御史官員們就從蘇軾的詩歌中找到更多譏諷朝政的證據：在《山村五絕》裏蘇軾寫“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被蘇軾承認是抨擊青苗法，其依據是青苗法是一種宋代國家貸款政策，在每年的春夏之際由各地官府貸款或貸糧給農民。
由於在最開始執行的過程中，發生過官府把糧倉裏的糧食一股腦全貸出去，結果到了災荒之年無糧賑災。因此規定必須要留一半在糧倉中，而蘇軾此詩句中的“一年強辦在城中”就和青苗法扯上了關係。
此外，在《山村五絕》組詩其三中，蘇軾又寫“豈是聞韻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後來蘇軾承認這是在抨擊食鹽專賣法，這是因爲當時鹽法普遍存在“價貴質低”的現象，因此很多百姓都不願購買這種食鹽。
凡此種種，蘇軾最終都選擇了承認，御史臺在收集了大量有關於蘇軾抨擊、非議朝政的證據後，就開始向宋神宗上奏請求處死蘇軾。但當時大理寺給出的審判結果是“當徒二年，會赦當原”，這對李定等新黨人士來說當然是極爲不滿的。
蘇軾在當時已經頗有名氣，李定他們正要藉此機會對舊党進行打擊，所以當大理寺的審判結果出來後，李定等人繼續上奏說“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意思就是蘇軾做的這些事情影響非常不好，不殺不足以平息事端。
但根據大理寺的審判結果，蘇軾原本只需要被流放兩年即可，但當時宋神宗發佈了徒刑釋之的赦令，所以蘇軾本來是可以避免被處罰的。李定他們繞過大理寺的審判，堅決要求處死蘇軾。
勸免派
面對御史們咄咄逼人的氣勢，當時的很多的大臣都參與到營救蘇軾的行動中來，這讓本就猶豫不定的宋神宗變得更加爲難。
宰相吳充向宋神宗上奏說：“陛下以堯舜爲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
如章惇、王安石都出面爲蘇軾求情，這些大臣爲什麼如此積極地營救蘇軾，除了說當時蘇軾的名聲，文采不錯外，還和宋代對士大夫的重視有關。
重文輕武的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風氣
宋朝是典型的文官治國，宋太祖趙匡胤還留下過遺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祖宗的誓言以及宋代的政治風氣也是影響宋神宗做決定的一個因素，在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除了皇帝不能輕易殺大臣以外，大臣也不會讓皇帝輕易殺人。談到這個風氣，就不得不談談發生在宋神宗身上的一件事。
據高文虎《蓼花洲閒錄》就記載了宋神宗想要殺死一名小小的漕官，卻遭到反對的事情：“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可見在宋代那種士大夫被賦予極高的政治地位的背景之下，宋神宗想要殺死一個小小的漕官都會引來大臣們的反對和議論，何況要殺死蘇軾這種重量級的文壇人物呢。而且就內心來說，宋神宗也不想殺死蘇軾。
王安石隱居金陵時，宰相王珪附和着舊黨建議處死蘇軾，並以蘇軾所做的一首詩歌《王復秀才所居雙檜》爲藉口說蘇軾有不臣之意，宋神宗予以反駁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新黨人士章惇也在一旁解釋說：“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
可見當時的宋神宗就內心來說是不願處死蘇軾的，再加上隱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奏神宗說：“聖朝不宜誅名士。”
再加上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預，勸說宋神宗：“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爲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
這件事說的就是宋仁宗當年對蘇軾兩兄弟的評價，最終在多方人士的努力下，宋神宗最終纔沒有殺蘇軾，僅僅以貶官黃州爲處理結果，最終制止了這一政治事件進一步擴大的可能，沒有演變爲後來像“車蓋亭詩案”那樣波及政壇的政治事件。
即便如此，也有三十多位官員受到牽連，其中最嚴重的如駙馬王詵被削除一切官爵，蘇軾的朋友王鞏也被髮配嶺南，蘇軾的弟弟蘇轍也被降職處理，其它官員以司馬光爲首的都做出了相應處罰紅銅二十斤的處理。
而這個處理結果對於李定等人來說肯定是大失所望，而這件事對於蘇軾的影響也是轉折性的，從此以後頗有一絲看破紅塵的意思，因此在黃州時自號東坡居士，對世俗開始表現出淡泊的心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