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國春秋》和《三十國春秋》爲《晉書·載記》提供基本史料之外，也啓發了《晉書·載記》的正統觀。一方面，《十六國春秋》和《三十國春秋》皆以東晉爲正統;另一方面，二書都對十六國的地位有所認同，前者不廢其年號，後者稱僭主爲王。《晉書·載記》雖未沿襲後兩條書法，但對十六國歷史的認同，是有二書之影響在內的。
唐朝時已然華夷一體、天下爲家，寬廣胸襟的唐人多少還是把十六國曆史載入正史之中，撰寫正史《晉書》更創造性地採用本紀、列傳與載記並列的形式，將十六國時的政權列入了正史而不是對立的霸史，賦予這些少數民族政權適當的歷史地位，儘管仍稱僭僞，其實已經淡化了華夷觀念下的正統意識。顯示出唐人對十六國史較爲開明的態度。
後世對《晉書》正統觀的評價：《晉書》以前涼張氏、西涼李氏爲列傳，其理據頗爲可疑;但它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正統與僭僞的界限，或者說，打破了正史與僞史的界限。析言之，本紀、列傳與載記的區分，是正史與僞史的區分;渾言之，本紀、列傳與載記合一，又共同成就了《晉書》這部正史。“載記”之體確實蘊涵着褒貶並存的複雜性。尤其是《張軌傳》與《涼武昭王傳》，以“僞”入“正”，可以說是僞史的“僭越”。
陳寅恪(kè)先生曰：“唐以前諸家《晉書》，可稱美備。而太宗復修之者，其故安在?昔漢世古文經學者於《左氏春秋》中竄入‘漢承堯後’之文，唐代重修《晉書》特取張軌爲同類陪賓，不以前涼西涼列於載記，而與捌柒《涼武昭王傳》中亦竄入‘士業子重耳脫身奔於江左，仕於宋，後歸爲恆農太守’一節，皆藉此以欺天下後世。夫劉漢經師，李唐帝室，人殊代隔，迥不相關。而其擇術用心，遙遙符應，有如是者，豈不異哉!”唐前所修《晉書》，相傳有十八家，而唐修《晉書》之後，“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竟從新撰”。可以說，“兼引僞史十六國書”是唐修《晉書》與前代《晉書》的最大不同，而不僅僅限於以前涼、西涼入列傳之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