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乒乓球隊能參加第三十一屆世乒賽，後藤鉀二的奔波居功至偉，他在1971年1月下旬訪華，並且在2月1日與中方簽訂了關於中國隊參加世乒賽的協議，其中的基礎與核心是“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即“不執行敵視中國的政策、不參加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不阻撓中日兩國正常關係的恢復”。
“三原則”當然是中國外交的一個勝利，但後藤鉀二爲什麼要執意邀請中國隊參加世乒賽呢?難道僅僅是爲了使世乒賽不致於因爲中國的缺席而不夠完滿、不能代表世界最高水平嗎?
恐怕未必盡然——
後藤鉀二當時的身份，是日本乒協主席和亞乒聯主席，他之所以力邀中國參賽還有一個重要理由：臺灣不是國際乒聯的成員。
國際乒聯從1926年成立之後，畢業於劍橋大學的英國貴族蒙塔古即擔任主席長達41年，他不但是一位著名的電影製作人和著名的乒乓球選手，而且是一位著名的蘇聯情報人員(服務於蘇軍總參謀部的情報機構“格勒烏”)。在這位左翼人士領導下的國際乒聯，早在五十年代就驅逐了“中華民國”，並且做出規定：“未參加國際乒聯的國家不能參加地區和洲聯合會”。根據這個規定，“如果亞乒聯未能成功摒除臺灣的亞乒聯會員籍，則亞乒聯將可能成爲一個不受國際機構承認的區域性乒乓球組織，這樣一來，今後亞乒聯主辦的一切比賽，將是不受國際乒聯承認的比賽。”
1967年，威爾士人羅伊•伊萬斯接替蒙塔古擔任國際乒聯主席，但他顯然是一位秉持前任立場的繼承人，在處理海峽兩岸關係時，他和後藤鉀二的配合非常默契：當亞乒聯開會討論是否允許臺灣以“中國”名義進入國際乒聯時，伊萬斯明確表示，即使亞乒聯做出這種決定(出席會議的十二個會員是臺灣、日本、新加坡、柬埔寨、伊朗、印尼、南朝鮮、黎巴嫩、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南越，當時幾乎都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立面)，國際乒聯也不會接受;而當這個會議通過了站在臺灣立場上的決議後，身爲亞乒聯主席的後藤鉀二立即宣佈辭職，時間是1971年3月7日。
因此我覺得：後藤鉀二校長固然是日中友好的積極倡導者，但在中國問題上，他還是一個堅決維護國際乒聯“遊戲規則”的專業人士——他和伊萬斯之間的彼此呼應不可能只是巧合，不可能只有他而一定還有伊萬斯、也向中國方面傳遞過力邀參加第三十一屆世乒賽的信息。
換言之，中國能參加1971年世乒賽，我感覺其中除了後藤鉀二等日本友人的努力之外，決不能忽略國際乒聯對中國問題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