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的發展也像其他事物一樣，有生有滅，有盛有衰， 本站小編整理了一下，現在給大家詳細說明，快點來看看吧。
中華民族是一個家族觀念非常強的民族，在儒家文化的薰陶下，家和國的概念已非常籠統，家齊則國治。家在古代人們的心目中具有重要地位，人們的戀家之情是多方面的。
家族觀念
秦國商鞅變法使得傳統的宗法血緣關係遭到削弱。西漢王朝建立以後，吸取秦滅亡的教訓，宗族及宗法血緣關係得到了強化。早在西漢前期，孝惠帝與呂后就曾先後下詔，褒揚“孝弟力田”者。
漢武帝獨尊儒術後，漢王朝更是着力倡導君臣上下、父子六親各得其宜的統治秩序，這種倡導一直貫穿於整個兩漢社會。東漢白虎觀會議後成書的《白虎通義》，對這一理論進行了系統的闡述與發展，它強調宗法關係的合理性，認爲：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和基石，作爲對社會管理的有力補充，家庭成員之間的和睦相處。兩漢南北朝時期，門第觀念在社會上根深蒂固，家族對於個人的發展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爲了共同的家族利益，就必須保證家族成員之間和睦相處。
戒文創作的一個重要目的，在於家庭、家族的團結和睦，這也是戒文的核心內容之一。所謂“和睦”，涉及到多種關係，包括父母與子女、兄弟姐妹、夫妻、伯叔妯娌等等的人倫關係，在更廣闊的層面上，也包括君臣之間、國家與家庭之間的關係。戒體文中也有不少這方面的內容，如向朗《遺言戒子》主張“惟和爲貴”;楊椿《誡子孫》以“同盤而食”、“世不異居異財”的家族傳統告誡子孫團結和睦。
下面我們看戒體文中家族觀念的具體表現：
“從官僚體系中派生出來的世家大族和從商人方面轉化而成的地方豪強，他們都帶着特別濃厚的父家長色彩，這是不難理解的。由於中國國家形態的比較早熟，在社會制度上，氏族殘餘也長期嚴重遺留，因此秦、漢以來的小農農村，雖然在農村公社——井田和書社已經崩潰以後。
但也還依然以氏族爲紐帶而鞏固結合起來，人們都是聚族以居的。”的確，在古代農耕社會，具有血緣親情的親屬之間的分工協作是保證生產得以正常運行所必需的條件，穩固的血緣家庭意味着正常的生產秩序，意味着社會的穩定。
“齊家”的根本目標就是要家庭成員認同和遵從以家長權威爲核心的家庭秩序，由此，孝悌之道便成爲古代家庭教育最基本的教育內容。漢代確立了《孝經》的經‘學地位，並將《孝經》列爲全國各級學校的必讀書自和基本教材，大力推行《孝經》教育。
在中國古代宗法社會所滋生的一切倫理道德中，孝道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倫理道德之一。“夫妻敬愛”、“兄友弟恭”、“父慈子孝”的一類詞句在這一時期的家訓文獻中隨處可見。除了家長要求子孫能秉承儒家倫理，講求孝悌外，政府也不遺餘力地表彰孝悌之士，這對“孝”的推廣起了很大作用。
除了對民間“孝悌力田”進行大加褒揚，政府在選舉官吏時也特別注重孝廉之科與至孝之科。郡國察孝廉，始於漢武帝元光元年，到東漢盛行起來，成爲進入仕途的重要途徑。選官必擇有“孝悌公廉”之行的人，由此，當時的地方官吏把教化民衆，舉孝子、順孫、悌弟、慈兄作爲主要政績之一。
戒體文中表現孝悌之道的不少，如王權《家誡》。王昶的家戒中，講明“孝敬仁義”是“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正是前面講過的“孝”是“仁之本”的具體應用。能做到“孝敬”就會使“宗族安”，而這種發自內心的“孝”，自然會使人獲得聲名。同時作者批評了那種背本逐末的風氣：陷於浮華和交結朋黨。
他告誡子孫不能因爲貪圖一時之譽和眼前之利而像那些“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的人那樣。再如孝文帝《戒上骨侯贊》，孝文帝希望上古侯能宣揚孝道，從而使得轄區內禮義大備、民風淳樸;如果有不遵從孝道的人，則採取一定的懲罰措施：“比其門標，以刻其柱”。
在家誡作品中，我們還可以發現一個現象，就是“孝重於忠”。唐長孺先生指出：“自晉以後，門閥制度的確立，促使孝道的實踐在社會上具有更大的經濟上與政治上的作用，因此親先於君，孝先於忠的觀念得以形成。
同時，現實的政治也加強了，並且發展了這種觀點，我們知道建立晉室的司馬氏是河內的儒學大族，其奪取政權卻與儒家的傳統道德不符，在‘忠’的方面己無從談起，只能提倡孝道以掩飾己身的行爲，而孝道的提倡也正是所有的大族爲了維護本身利益所必需的，因此從晉以後王朝更迭，門閥不衰的狀態，後人每加譏議，然而在當時，這一些統治者卻另有理論根據作爲他們安身立命的導。
以一個標榜儒學統治的人一旦取得統治權必然要提倡儒家的名教，但名教之本應該是忠孝二事，而忠君之義在晉初一方面統治者自己說不出口，另一方面他們要掃除那些忠於魏室的人，在這裏很自然的只有提倡孝道，以之掩護自身在儒家倫理上的缺點。”“孝重於忠”的觀念成爲魏晉南北朝士人的普遍觀念。
“重孝不重忠”一方面與門閥士族制度的確立有關，六朝時代世局動盪多變，世族也只有“奉親思孝”、“止知有家”方能保持門第地位的穩定與延續;另一方面則源於當時朝代更替頻繁的政治背景，統治者自己歷仕兩朝或數朝，故無從言忠。
那麼能否由魏晉南北朝社會“孝重於忠”就斷言這是魏晉南北朝家誡的特點呢?其實不然。魏晉南北朝家誡中確實體現了“孝重於忠”的傾向，但這卻是家誡作品的一個通用特徵，即使在漢唐宋明這些一統局面下“忠大於孝”的時代，家誡作品也側重闡述“孝”而少言及“忠”，這是和家誡的文體功能聯繫在一起的。
揚名顯親
“孝悌之道”是古代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內容，但並不是全部，家庭觀念的培養不僅要求子孫服從家長權威並認同家族制度，更重要的是教育子孫樹立起揚名顯親、振興家門的意識，晚輩能在遵從血緣宗法制度的前提下自強自立、光宗耀祖纔是“孝悌之德”的終極意義。
也就是說，家族觀念並不僅僅是延續香火，更重要的是把個人興衰與家族榮辱聯繫起來。孔子指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所謂“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實質上是封建士大夫對家門興衰的憂患意識。
在古代，門第出身是安身立命的重要保證，敗壞門第的行爲是被嚴厲禁止和防範的，翻開古代衆多的家訓、家誡中教育子孫揚名顯親的文章很多。在中國古人的意識中，始終有一種“永懷祖德”的精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慎終追遠，這甚至己經成爲了一種宗教信仰。
家國情懷和憂患意識作爲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代代相傳，成爲中華民族固有的精神情感，這在《詩經》中已經表現得非常突出：有對國家命運、百姓疾苦的憂患，有對奸邪當道、社會不公的憂患，有對繁重徭役、兵役的憂患，《詩經》因此奠定了我國文學憂患意識的優良傳統。作爲一種實用性文體，戒體文中也包含了這種情感。
最爲明顯的是戒帝王的一類，臣子“冒天下之大不韙”對主上進行勸諫，大多是因爲憂心國事。王吉《奏書戒昌邑王》旨在勸諫新皇如何爲政;匡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希望統治者戒聲色、學經倫;陸抗《戒動師旅疏》是對當時軍事政策的反對……凡此種種，都是對國家社稷的一篇赤誠之心。
還有一類是帝王家戒，相對於其他家族，帝王之家在任何時候都更重視對子孫的訓誡和教育。對統治者來說，他們不希望無上的權利被他人篡奪，不希望自己的子孫從人上人變成階下囚。從留傳下來的作品看，帝王戒文的根本目的，是“大業永固”，讓一家一姓的王朝永遠存在下去。儘管其目的是維持王朝的統治，但在具體內容上也包含加強自身道德修養、學會做人做事、掌握馭國治國之道等積極向上的教育理念。
結語
“禮賢下士”是周公家訓的主要觀點之一，對後世影響很大。明太祖曾對禮部臣僚們說，擁有天下的人好比建築一座大廈，要匯聚材料才能建成，天下也不是一個人就能治理好的，要有賢能之士的輔助。一個優秀的統治者應該善於用人，正如周文王之於姜太公、劉備之於諸葛亮，能抓住治理國家的賢才才能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
一個人能否成就帝王之業，關鍵在於他如何招攬和使用人才。翻檢帝王的家戒文，他們從不同層面向子孫傳授用人之術。漢高祖劉邦要求太子及其他皇子對年長於自己的人都要尊韋，這不但培養了皇子們謙讓有禮的性格，而且在全社會形成了尊老愛賢的良好風氣。曹操在《諸兒令》中提出唯纔是舉、任人唯賢、決不任人唯親的用人觀點，表現了對人才的重視與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