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學是中國古代建立的國立最高學府。
漢武帝時，採納董仲舒的建議，於京師長安設立太學，爲中央官學、最高學府，太學祭酒兼掌全國教育行政。漢代始，“太學”成爲中央在京師所設大學的正式名稱。太學作爲漢後國學，與之前的國學的不同之處在於確立了儒學爲正統學問。西漢在長安(今西安)設太學，東漢、西晉在洛陽設太學，東晉在建康(今南京)設太學。在晉代，另設專供公卿大夫子弟學習的國子學，與太學分立，國子祭酒統一掌領國子學、太學。經歷南北朝以後，隋代改爲國子監，清末廢除科舉制度，國子監撤銷。
當時除了中國，還有朝鮮半島、越南這些地區或國家也設置了太學。
太學
起源
周朝已有太學之名，《大戴禮記·保傅》中記載道：“帝入太學，承師問道”。西周太學又名大學，天子和諸侯均設之，“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不過辟雍和泮宮不是純粹的大學，這地方亦如宮廷，貴族們常在這裏祭祀、舉行宴會、選拔武士、議定作戰計劃。打了勝仗，也到這裏"獻俘""告功"。這是因爲:"古人宮室無多，凡祭禮、軍禮、學禮，及望氣、治歷、養老、習射、遵賢之典，鹹行於明堂。而明堂、太廟、太學、靈臺鹹爲一地。"
上古雖然有太學，但明堂、太學混而不分，佈政、祭祀、學習各種活動都攪和在一塊兒，不具備封建教育的專業性與系統性，這隻能說是太學的萌芽。
發展
中國
西漢
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在長安設太學。太學之中由博士任教授，初設五經博士專門講授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春秋》。宣帝時博士增至十二人，王莽當政時又增至三十人。學生稱爲"博士弟子"或"太學弟子"。太學初建時爲50人，漢昭帝時增至100人，王莽時增至10000人，"博士弟子"有免除賦役的特權。"博士弟子入選"，內由太常負責選擇，外由郡國察舉。武帝還下令天下郡國設立學校官，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統。太學和郡國學主要是培養統治人民的封建官僚，但是在傳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漢魏
東漢建武五年(公元29年)，漢光武帝劉秀在洛陽城東南的開陽門外興建太學。後來漢明帝劉莊還到太學行禮講經。漢順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對太學進行了重修和擴建，費一年時間，用工徒十一萬二千人，建成兩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學生稱之爲太學生。其後，太學生人數多至三萬人。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爲了刊正經書文字，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經，樹立於太學門外，全國各地來觀看和抄錄經文者，絡繹於途。兩漢時太學在培養人才和促進文化發展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隨着政治的腐敗，太學生開始參與政治。西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王鹹曾聚集太學生千餘，以圖解救執法不阿的司隸校尉鮑宣。東漢晚期陳蕃、李膺等人反對宦官的黑暗統治，得到太學生的支持和響應，於是太學生也成爲宦官打擊的對象(見黨錮)，不少與黨人有牽連的人遭到禁錮。熹平元年，太學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達一千餘人。
魏文帝曹丕黃初中恢復了洛陽的太學，有博士十九人。太學生在魏明帝時增至千餘。時依漢制設五經策試之法，通過考試的可補掌故、太子舍人、郎中等。西晉武帝時太學生三千人(一說七千餘人)，依《晉令》規定，試經及格者可拜郎中。西晉時教育體制的重大變化，是爲五品以上官僚子弟專設了國子學，形成了貴族與下層士人分途教育，國子學、太學並立的雙軌制。東晉學校教育相當衰微，南朝則有所復興，國子生多爲士族高官子弟，稱之"國胄"或"世胄"，可以經明經策試入仕，而太學則往往僅存博士而無生員。
十六國時期，一些少數族政權亦曾設立太學以及四門學、郡國學、律學，生員身份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當。然各政權興廢不定，學校也時設時罷。至北魏道武帝，設立學校，稱國子太學。後又別立太學。國子學一度改稱中書學，後又改回。郡學也稱太學。孝文帝、宣武帝時，又增設了四門小學，形成了國子學、太學、四門小學三學並立之制。南北朝後期至隋，又逐漸形成了律學(習法令)、書學(習文字)、算學(習計數)三學。
唐代
唐代國子監，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學校的差別，與學生資蔭(即父祖官爵)身份有關。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分別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律學、書學、算學則面向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此外，國子生、太學生、四門生學習儒家經典，律學、書學、算學學生則學習專門技術。國子學生員三百人，太學五百人，四門學一千三百人，律學五十人，書學、算學三十人。入學年齡爲十四歲至十九歲，律學則爲十八歲至二十五歲。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又在東都洛陽設立了一個國子監，與長安國子監合稱"兩監"。
國子監長官爲國子祭酒，主持政務。下設司業爲副，及丞(掌判監事)、主簿(掌印)、錄事。諸學有博士、助教、典學、直講等學官，掌教學。國子生、太學生、四門生入學後，要根據將來考進士科還是考明經而分科學習。所習儒家經典分爲大中小三種，《禮記》、《左傳》爲大經，《詩經》、《周禮》、《儀禮》爲中經，《易經》、《尚書》、《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三經者，大、中、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則都要掌握。這與進士、明經科的考試要求，基本一致。學校每歲向禮部薦送參加科舉考試者。如學業不佳而多年不堪薦送，或薦送後屢年落第，則往往要被學校解退除名。
唐代前期，進士及第而享文名者，大多由兩監生徒出身。主考官在取捨中，也有意偏重生徒。時進士不由兩監出身，則深以爲恥。唐玄宗李隆基曾下令，天下舉人皆補學校。但安史之亂後，由於政治混亂及財政困難，學校由盛入衰，生員不及舊日三、四分之一，太學、四門學的入學資格只好降低，生徒在應科舉者中的比例亦大爲減少。
宋代
宋代太學仍爲最高學府，隸國子監。宋初僅設國子監，學生名額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員子弟。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范仲淹推行新政(見慶曆新政)，始以東京開封錫慶院興辦大學，招收內捨生兩百人，採用胡瑗的湖學法制訂"太學令"。宋神宗趙頊時，擴建太學，增加學生名額達兩千四百人，設八十齋，並重訂太學條制，推行三舍法。宋徽宗趙佶時，興建辟雍作爲外學，太學(包括辟雍)共招生三千八百人，同時廢除科舉，人材皆由學校選拔，太學達到極盛時期。南宋紹興十二年(1142)，在臨安府重建太學，至宋末學生達一千七百多人。仁宗任間曾不用太學體而改用歐陽體，而後又恢復。
宋代太學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學制。太學生從八品以下官員子弟和平民的優秀子弟中招收。慶曆間(1041~1048)，內捨生由太學供給飲食。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起，外舍生亦由太學給食。南宋時，外舍生入學，須納"齋用錢"，方能在官廚就餐;貧者減半納;內捨生和各齋長、齋諭免納。學生各習一經，隨所屬學官講授。學生分成三等，即上舍、內舍、外舍。考覈學生成績和學生升等的制度，稱"三舍法"，規定新生入外舍習讀，經公試、私試合格，參考平日行藝，升補內舍。內捨生兩年考試一次，考試成績和當年公、私試分數校定皆達優等，爲上等上舍生，即釋褐授官;一優一平爲中等上舍生，准予免禮部試;兩平或一優一否爲下等上舍生，准予免解試。上舍生不再參加公試。私試每月一次，由學官出題自考學生;公試每年一次，由朝廷降敕差官主持。學生分齋學習，每齋三十人，屋五間、爐亭一間爲全齋閱覽和會議處，設齋長、齋諭各一人，負責督促和檢查學生的行藝。宋代學官與唐略同，然無助教、直講，又增學正、學錄、監書庫、監廚官等。職員稱學職或職事人，有前廊學錄、學諭、直學等，大多由上舍生或內捨生擔任，每月有俸錢。工人稱齋僕、貼齋等，亦領"月給錢"。
宋代太學爲統治者培養出大批官員和學者。隨着理學的逐漸形成和政治鬥爭波瀾起伏，太學還成爲傳播理學和各派政治力量競爭角逐的場所。一些太學生如陳東等人，曾上書言事，推動了抗金斗爭。宋代太學制給後代以很大影響。
朝鮮半島
高句麗時代始設太學。新羅時設國學 (學府)，高麗設國子監，朝鮮王朝設成均館。
越南
陳朝太宗建中八年(1232年)時，實行科舉，其施行方式是設立太學，由太學生參與考試，來取得進士資格。黎太祖黎利登基後在首都昇龍設立國子監。國子監製度一直實施至阮朝，1919年阮朝舉辦最後一次科舉考試，此後科舉廢除，國子監撤銷。
教學體制
太學的教師，主要是博士。戰國、秦朝已有博士之官，用來管書籍，備顧問。自西漢始，以對弟子授業傳道爲博士的主要職責。同時還要奉使議政，試賢舉能。漢代規定博士須熟習經史，"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的一代鴻儒巨賢，方能充當博士。北齊、唐、宋等朝代的太學，還設有助教協助博士施教。太學的學生，歷代稱謂不一，或稱博士弟子，或喚太學生、諸生等。太學生入學的身分資格，歷代不盡相同。唐代規定太學生限文武官員五品以上子孫、取事官五品的期親，或三品的曾孫，以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宋代太學生須文武官八品以下的子弟及庶民之俊異者。太學的主要教材是經史，授"孔子之術，六藝之文"。以儒家五經作爲基本教材。爲了避免因抄寫經籍錯漏而引起的紛爭，東漢熹平四年，下詔諸儒校正五經文字，刻石於太學門外。成爲當時官定的太學標準教材。南宋時復有四書爲教材，教授方法多取自修、講授、討論、解惑等。太學修業年限無統一規定，各朝學制亦不相同。但各都有一套考試、放假和管理制度。漢代還在中央政府設置"太常"作爲兼管教育的長官，職司禮儀、選試博士、宗廟等事務。唐、宋兩朝設教育行政機關國子監，總轄太學諸學。歷代太學均制施各種規章制度，頒行學規，嚴禁各種離經叛道的思想行爲。
管轄權力
太學隸屬太常管轄，"太常"爲九卿之一，取"欲令國家盛太常存"之意，太學隸屬太常更有其實際意義。在管理上，太常持重的是選拔總領綱紀的祭酒(校長)和學識淵深的博士(教師)。東漢規定:"祭酒"必須是"有聰明威重者"，其條件高於博士，或說是博士領袖。東漢設博士與西漢不同。西漢博士但以名流爲之，無選試之法。東漢博士須選試而後用，很強調博士的師表風範。即"既欲其爲人師範，則不容不先試其能否。"所以東漢規定，太常卿每選任博士都要經過一定測試，並要上奏其能否。極爲強調"德行高妙，志節清白，經明行修"的選任標準。
由此可知，博士官的選任最後要由皇上審定。而且選任時要有官員保舉。其舉狀要寫明被舉人的品行、禮法、學識、身體狀況及家族屬行爲是否合乎禮度等。並且規定選任博士年齡限制在五十以上。在這點上既區別於西漢的以名流充任，又區別於春秋之前以退休官員充任師資的老化教育。西晉對選任博士規定:"博士皆取履行清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而且在太常增設博士協律校尉員，太學博士、祭酒即隸於其下，制度更爲嚴格。博士的任務主要爲掌教弟子，當國有疑事時亦要掌承問對。博士爲在職現任官員，俸秩比六百石，博士有固定員額，西漢和東漢初俱設博士十四人。按五經家法不同其十四博士爲施、孟、樑丘、京氏《易》;歐陽、大小夏侯氏《尚書》;齊、魯、韓氏《詩》;大小戴《禮》;嚴、顏氏《春秋》。加博士祭酒共十五人。在教學上，規定博士要以家法上課，每經按不同家法各有專任博士一名。據史載，發展到東漢，以上要求又小有靈活。如光武帝時曾增設《左氏》學博士四人，後因受到公卿反對，不久廢除。此外，東漢還設有慶氏《禮》和伏氏《尚書》博士。授課雖講求家法，然亦有兼說者。如光武帝時張玄，本爲《顏氏》博士，他授課時又兼說嚴氏、(宣)冥氏《春秋》，爲此，諸生上言認爲張玄"不宜專爲《顏氏》博士。"後張玄"未及遷而卒"。此說明規定已不如初時嚴格，而且博士也在向兼授非本身博士課方向發展。如博士卻仲學即在校外收徒講授《春秋圖緯》。爲了驗證博士的學識、考究博士的論辯機智，還經常由皇帝親自主持博士之間或博士與名儒之間的辯論。
光武帝劉秀即曾"會諸博士論難於前";章帝大會諸儒於漢宮白虎觀，以問難形式考詳諸經同異，最後由皇帝裁決，連月乃罷。對博士學識提高大有益處。
在仕途上，又可經博士入官。中央官，初始可任尚書、諫議大夫等，日久可致公卿;地方官，可任刺史、守、相。東漢即多有由博士升遷者。
學生管理
學生稱呼
太學生有多種稱呼，如東漢可稱"諸生"、"博士子弟"、"遊士"，入太學學習亦可稱"受業太學"、"遊太學"、"觀太學"。西晉學生又有"禮生"、"寄學"、"散生"、"弟子"等稱呼。太學管理官員除祭酒外，見於西晉《三臨辟雍碑》的還有太學吏舍人、太學吏軍謀、主事、司成等，東漢當與此相類。
來源與入學
學生的來源和入學，東漢規定:
六百石俸秩以上官員，皆可遣子受業;
郡國所舉高材明經者，亦有國家所試明經下第者;
郡國學明經五十以上、七十以下的耆儒，經地方選送可入太學。
雖有以上規定，但執行也較爲靈活。由地方單獨派遣者，如楊終，"年十三，爲郡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即是。有的是受名儒推薦入學者，亦有由在校學生介紹入學者。可見學生入學並不難，學生來自全國各地。西晉時學生來自十五個州、七十多個縣，東漢和西晉都有匈奴和西域的求學者。
學生的出身多爲官宦子弟，亦有家境貧寒者。這就決定學生在類別上有正式在籍學生，此由史載太學生人數而知必有名錄;有勤工儉學的旁聽生，如庾乘，即是爲諸生做傭工而旁聽成就者。如宋均，"以父任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由於學生出身不同，在待遇上也不一樣。一些官宦子弟可享受國家俸祿，而貧寒子弟則不僅衣、糧自理，連照明的脂燭也要自行解決。
生活條件
在生活上，學生居住條件、方式亦各不相同。有住校生，有在校外居住者。住校生中也有集體羣居者，也有單獨居住者。更有舉家居住者，如東漢太學初建時，魯恭即與弟丕及母俱居太學，時恭年十五，弟丕年僅十歲。學生如何解決伙食?據《後漢書》梁鴻傳載，梁鴻以童幼詣太學受業，由於他性情孤獨，不與人同食，同屋學生炊飯後，招呼梁鴻乘熱釜而炊，梁鴻不肯，竟"滅竈更燃火"。由此看學校似無集體食堂，只在宿舍外設有竈釜，有學生自營炊事。前述魯恭與弟及母俱居太學，當也是爲解決生活問題。
學習年限
學習年限，規定滿學制爲八年，但由於學生入學時基礎不盡相同，對學生學習年限掌握又比較靈活。學生中有在入學前即已通數經者，也有專門師事某一博士學習某一門經典者，自然時間要短。據史書記載，還有不少二次入太學學習的學生。學校對學生年齡也無統一規定，就史書所見，自十二歲至六十餘歲。年歲不等。其中年少遊太學者亦不在少數。如潁川杜安，"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時十二，各能通經，拜爲童子郎。
教學卒業
教學方法
學生的學習對戰國時期的遊學方式有所繼承，學生在校期間可拜社會名儒學習太學中未開設的課程。有時甚至是受欽命從名儒學習某一經典，如賈逵爲章帝時洪儒，章帝就曾令賈逵自選《公羊傳》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八人，教以《左傳》。學生畢業後亦可遊學他方，繼續深造。
博士授往往採取講大課方式，聽課人數不等，最多者可達千人。然亦有小課堂教學。因爲學生自己支配的時間較多，有的學生往往參與一些社會上的外交活動。因此，也有個別上當的情況發生。東漢末年漢中的晉文經，樑國的黃子艾，二人恃其才智，炫耀於京師洛陽，僞託養病，不接賓客，"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名聲，坐門問疾，猶不得見"，太學生亦多聞風造訪。後太學生符融"察其非真"又於太學辨其僞，並請司隸校尉李膺核察，後證明二人果爲輕薄之子，慘嘆逃去。
在太學中學生有較多時間進行自學，又有較好的自學條件，既有學識淵深的博士，又有本來就享有盛名的高才學生，學生有隨時發問、請教的條件。因爲在博士中相互論難蔚然成風，受其影響學生中亦有濃郁的學術氣氛。學生可和負有盛名的學者論辯，服虔在爲太學生時就曾以《左傳》駁當時著名《春秋公羊學》大師何休所駁《漢事六十條》。由於當時學生中研讀風氣甚濃，很多學生都思維敏捷，"善論難"。太學亦爲皇帝諮詢國事之所，博士、學生都可發表意見，便於養成學生關心政治和國事的風氣，東漢桓帝時太學生劉陶就曾幾次上書陳事。由於太學生有關心政治和國事的政治素質，他們也往往把自己置身於社會重大政治鬥爭中，東漢後期的二次黨錮之禍就是以太學生爲主力的士人反對宦官的流血政治運動。
太學還有意識增加學生的社會實踐環節，東漢和西晉在皇帝舉行鄉社典禮時，禮生即都以太學生充伍。學生學習採取單科結業方式，每家經典學完後，要由博士主持答辯。嚴格按各經家法要求，講究師承。答辯爲五十道論辯題，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者，皆以爲非。這對個別學生來說是有些束縛思想，但就整個學業教育而言，又是提倡不同學派之間爭論和提高不同學派學術地位的保證。
學生分配
學生的畢業分配，根據博士弟子成績即通經多少隨才而用。東漢末年曾詔令規定:
學習滿兩年，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能通者隨後輩試，通過亦得爲文學掌故。
已爲文學掌故者，滿二年，考試能通三經者，擢高第爲太子舍人。不能通過者隨後輩試，通爲高第者，亦得爲太子舍人。
已爲太子舍人滿二年者，考試能通四經者，推其高第爲郎中。其不得第者隨後輩試，通過者亦得爲郎中。
郎中滿兩年，試能通五經者，推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隨後輩複試通過後亦得補吏。
以上規定似主要爲對公卿子弟的一種特殊待遇。太學中的貧寒學生學業滿後很多都是返回鄉里從事教學工作，他們可以在地方被徵辟聘請爲吏爲官，亦可通過舉孝廉等察舉方式入京爲官。
歷史貢獻
洛陽太學是封建統治者順應歷史潮流對以往教育制度加以改造的產物。當產生後又對當時的教育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自東漢明帝劉莊親臨太學講學後，很快在全國形成重視儒家經典的學風，致使京師和王宮衛士、禁軍悉通《孝經》，不論博士或是議郎，只要開一家之說，即有徒衆數百。在東漢，從事教授經學是一種崇高的職業。不少太學生卒業返鄉後不願被徵辟爲官，而專心教授培養學生。東漢的大部分文官都是飽學之士，很多官僚家庭又是以經學傳家，四世三公的經學大家亦不在少數。上至三公、司隸校尉等高級官員，下至二千石俸秩的郡守、王國相，很多都兼教授經學，有的門徒高達萬人。有的學生在這些人的府第附近市買住宅長期從學;有的學生亦隨他們的官職調動而追隨出入京城。這種私人講學的學生數量當又遠大於太學生的人數。在教育上，官辦太學、郡國學與私人講學相輔相成，互爲推動。適如班固在《兩都賦》中所說:"是亦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而太學爲其首。這就是東漢教育的特色。當時也有不少人在搶救儒家經典上做出了貢獻。如《周禮》一書，當永平初年，唯有河南緱氏杜子春能通其句讀，頗識其說。杜子春年且九十，家於南山。"鄭衆、賈逵往受業焉"。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轉相證明爲解，逵解遂行與世。而永平年間的符節縣令甚至上言要發掘秦昭王和呂不韋之冢，以"視未燒詩書"，傾心經典的急切可見一斑。
東漢太學爲東漢政權培養了大批有用人才，出身於太學的官員中，有不少號稱"循吏"、"廉吏"，而太學生的"噓枯吹生"的貢獻，主要還體現在反對宦官專權的鬥爭中。當時的太學成了反對宦官專權的強大陣地。以賈彪、郭泰爲首的三萬多太學生，他們品核供卿，裁量執政，形成強大輿論，被稱爲"清議"，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致使"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充分顯示出了太學生的輿論威力。並由此使社會形成婞直之風，有力推動了公卿反對宦官專權的鬥爭，這在一定時期內對於整頓吏治都起了一定作用。
太學對洛陽影響亦大，自東漢以降，儒學在洛陽得以發揚光大。東漢經學大師輩出，如鄭玄、馬融、賈逵、鄭衆、鄭興、服虔等都是飲譽當代和後世的著名大師。洛陽"自宋以前隨時建學"，致使洛陽可與孔子設教的洙泗並稱，並有西鄒魯之譽。尤其至宋代，著名理學家創始人二程夫子即出洛陽，這與太學數百年雄踞洛陽的實效絕分不開。洛陽太學的歷史地位不可低估，它的借鑑價值也不容忽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