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4年設立清史館起，歷時十四年修成。先後參加縮寫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本書體例一如歷代的正史，分爲本紀、志、表、列傳四個部分，共五百二十九卷。然而，《清史稿》修纂時，纂修者多爲清室遺老，眷戀清朝的心態甚重，故書中很多反對革命、誣衊先烈、諛揚清朝之詞，政治立場有很大問題。其次，當時清朝的檔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據原國史館中的稿件和有關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檔案，故價值較遜。再次，《清史稿》成書時，國民黨的北伐軍即將入北京，倉猝付印，未能對全書統一修改和認真校勘，故史實、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錯誤遺漏比比皆是。趙爾巽在《發刊綴言》中指出，本書是“作爲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並非視爲成書”。《清史稿》出版後之翌年，即1929年，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呈文國民黨行政院，建議禁止《清史稿》的發行，《清史稿》遂成禁書。易培基在呈文中說：此書“系用亡清遺老主持其事，……彼輩自詡忠於前朝，乃以誹謗民國爲能事，並不顧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謬百出，開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體例文字之錯謬百出，尤屬指不勝屈。此書若任其發行，實爲民國之奇恥大辱”。
《清史稿》的編纂者明確站在清朝一邊，反對辛亥革命，故而對清末革命活動少寫或不寫，如興中會、同盟會的成立、民報的出版、辛亥前的起義活動，幾乎全都沒有記載，看不出清朝是怎樣被推翻的。即使有一點記載，也語含貶抑，如寫武昌起義，“八月甲寅，革命黨謀亂於武昌，事覺，捕三十二人，誅劉汝夔等三人……丙辰，張彪以兵匪構變，棄營潛逃……嗣是行省各擁兵據地，號獨立，舉爲魁者，皆稱都督”，寥寥數十字，修史者反對革命的立場十分鮮明。對革命中犧牲的烈士，目爲“匪黨”。對於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這一重要史事，該書稱：“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開選舉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於上海，舉臨時大總統，立政府於南京，定號曰中華民國”，故意不寫孫中山的名字，使人不明白臨時大總統是誰。孫中山是推翻清朝的革命領袖，《清史稿》中“孫文”的名字僅一見。光緒三十年“五月丙戌，懿旨特赦戊戌黨籍，除康有爲、梁啓超、孫文外，褫職者復原銜，通緝監禁編管者釋免之”(《德宗本紀二》)。這是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黨人時，特別指名康、樑、孫三人大逆不赦，這才提到孫文的名字。
相反，該書編纂者對對抗革命者則大加歌頌表揚。《清史稿》卷469，爲恩銘、端方、鬆壽、趙爾豐、陸鍾琦等一批被革命者擊斃的督撫寫傳記，或稱“不屈遇害”，或稱“罵不絕口”，或稱“忠孝節義萃於一門”，篇末論曰“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示天下以大節，垂絕綱常。庶幾恃以復振焉”。這些吹捧之詞，反映了修史者擁護清朝、反對革命的遺老心態。
《清史稿》記述李自成、張獻忠、南明、白蓮教、太平天國等史事時一概稱“匪”、“逆”、“寇”、“賊”，立場亦極爲鮮明。《清史稿》記載民國以後的事，不用民國紀年，而用干支紀年。如民國元年稱“壬子年”，民國二年稱“癸丑年”，民國三年稱“甲寅年”，表示不承認中華民國，不奉民國正朔。《清史稿》是民國政府出錢聘請撰修的，他們竟然誣衊辛亥革命，反對民國。所以易培基在請封禁《清史稿》的呈文中說：修史者“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書當然焚燬。現今我政府不罪其人，已屬寬仁之至，至其書則決不宜再施行海內，貽笑後人，爲吾民國之玷，宜將背叛之《清史稿》一書永遠封存，禁其發行”。
衆所周知，在晚清時期，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清朝喪權辱國。《清史稿》卻爲清朝諱，往往輕描淡寫，語焉不詳。如鴉片戰爭後簽訂南京條約，《宣宗本紀》中僅書(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戊寅，耆英奏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各海口，與英國定議通商”。寥寥50字，只提到五口通商，而對於關係重大的割讓香港、協定關稅、賠償軍費煙費等均未提及。
《清史稿》的編纂者由於知識結構的限制，對外國情況不瞭解，故而對域外的記述錯誤也很多。如說“俄國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邦交志一》)，其實俄國近波羅的海，距大西洋甚遠，信仰東正教，而非天主教。又晚清洋務運動中，設工廠，開礦山，建鐵路，造輪船，開始啓動中國近代化的步伐。《清史稿》僅立《交通志》以概括當時的工礦交通建設，而對當時規模巨大的上海製造局、福州船政局、漢冶萍企業、開灤煤礦、基隆煤礦、大生紗廠、華盛紗廠等均視而不見。這些企業標誌着中國近代化的艱難起步，《清史稿》全無記載，實爲重大的遺漏。
新疆於光緒九年建行省，臺灣於光緒十一年建行省，這幾乎是衆所共知的。而《清史稿·地理志》卻說“穆宗(同治)中興以後，臺灣、新疆改列行省”，把臺灣、新疆建省的時間，提前到了同治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於咸豐末年，而《清史稿·職官志》稱“延及德宗(光緒)，外患躡跡，譯署始立”。按“譯署”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簡稱，這裏又把它成立的時間，推遲到了光緒時。
《河渠志》記載全國河流的情況，卻只記了黃河、淮河、運河、永定河四條。我國最長的河流長江遺漏失載，其他像珠江、黑龍江、松花江、雅魯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全都不見蹤影，豈不笑話!
《天文志》只記到乾隆末年，乾隆以後一百多年無天文可查。原因是外國傳教士任職欽天監期間，有天文記錄，而傳教士離開後，天文失載，資料空缺，故只有半部《天文志》。
《時憲志》內編入了三卷八線表，這是中學生數學教科書中的對數表，和清史風馬牛不相及。修史者缺乏自然科學知識，把它塞進了《清史稿》實屬不倫不類。
清朝統治期間，存在南明政權，包括弘光、隆武、永曆三朝，歷時十八年。又太平天國政權歷時十四年。《清史稿》簡單處理，南明政權只設立張煌言、李定國、鄭成功三篇傳記，而太平天國僅設洪秀全一篇傳記。列傳的設置也十分凌亂，一人立二傳者共十四人(王照園、烏什哈達、馬三俊、安祿、周春、樂善、蘭鼎元、胡承諾、蘇納、惠倫、羅璧、阿什坦、謝啓昆)。又有應立傳而不立傳者，如翁方綱、朱筠(後有人增補)、呂留良、譚鍾麟均無傳。嚴復是晚清著名思想家，譯介西方文化到中國，影響甚大，也無專傳，僅在林紓之下列有附傳。《清史稿》的列女傳，臚列婦女二三百人，大多是丈夫早死、守節不嫁或夫死殉節，純屬宣揚綱常禮教、三從四德的封建糟粕，更無可取之處。
《清史稿》一書記載之史事，有很多失實之處，至於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訛誤，更數不勝數。如《皇子表》載延信“雍正元年襲貝勒，尋以功封郡王。六年因罪革爵”，誤。延信之最高封爵爲貝勒，未封郡王。雍正三年革爵，非六年。《公主表》載宣宗(道光)第六女壽恩固倫公主，“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豐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誤。按其生卒年計算，虛歲僅三十歲而非三十八歲。《世祖本紀一》稱：順治二年六月，“(李)自成竄九宮山，自縊死”，誤。按：李自成爲地主武裝所擊殺，非自縊。順治二年十月“故明唐王朱聿釗據福建”，誤。按：唐王名朱聿鍵，非聿釗。《聖祖本紀》康熙五年三月“以胡拜爲直隸總督”，誤。按：是年直隸總督爲朱昌祚，非胡拜。康熙十七年七月，“是月，吳三桂僭號于衡州”，誤。按：吳三桂僭號稱帝，在康熙十七年三月，非七月。康熙十九年三月“吳丹復重慶、達州、奉鄉，諸州縣悉定”，誤。按：四川無奉鄉縣，應爲東鄉。康熙二十九年“榮親王常寧爲安遠大將軍，簡親王喇布、信郡王鄂札副之”，誤，常寧應爲安北大將軍，非安遠大將軍，喇布已死於康熙二十年，其弟雅布襲封簡親王，此處應爲雅布，非喇布。又《阮元傳》稱：“集清代天文、律算諸家作《疇人傳》，以彰絕學”，誤。按：阮元所作《疇人傳》，爲記載我國曆代科學家之傳記，非僅記有清一代。《邦交志》載“英有裏國太者，嘉應州人也，世仰食外洋”，誤。按：裏太國亦譯李泰國，曾在中國任第一任總稅務司，英國人，並非華裔，與廣東嘉應州沒有關係。像這類史實、人名、地名、時間的錯誤，比比皆是，難以縷述。汪宗衍先生詳細校勘了部分《清史稿》，摘出上千條錯誤，集成一書，名《讀清史稿札記》。他評論說“翻閱所及，凡年份、官爵、人、地、書名，誤倒衍奪之處，不勝條舉。史實牴牾，體例乖謬，亦多有之。”
《清史稿》記事上起努爾哈赤稱汗，下至宣統三年清朝滅亡時爲止。其中一些列傳還涉及到辛亥革命以後的張勳復辟、溥儀離宮後出走天津、王國維投北京昆明湖自殺等事件。本書大部分依據《清實錄》《宣統政紀》《清會典》《國史列傳》和一些檔案資料寫成，編者對這些史料彙集起來，初步作了整理，使讀者能夠得到比較詳細系統的有關清代歷史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傳，並非取材於常見的史料，當另有所本。因此，本書仍有它的參考價值。
儘管《清史稿》存在許多缺陷，可是，在今天還沒有別的清史能替代它時，這部未定稿的正史。也就成了我們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價值的史書。
1914年3月，趙爾巽被袁世凱召爲清史館館長。他上任以後，聘清朝遺老、著名學者柯劭忞、繆荃蓀等100多人，工作人員200多人，名譽職位300多人，組成纂修班子，開始編修清史。適值軍閥混戰，國力衰微，經費極爲緊張，特別是1917年後，費用幾乎到毫無着落的地步。趙爾巽對清王朝心懷眷戀之情，認爲事關一代國史，“失今不修，後業益難著手”，再困難也“不敢諉卸”。一方面節約開支，敦促同仁加快進度、多盡義務，一方面以其資望向各軍閥募捐，並言：“不能刊《清史》，獨不能刊《清史稿》乎!”終於1927年編成《清史稿》，爲研究清朝歷史提供了權威史料。當年9月3日趙爾巽在北京病逝，時年83歲。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