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義初期
乾隆四十年(1775年)，河南白蓮教支派混元教首領劉鬆起義失敗，弟子劉之協、宋之清等繼續於川、楚、陝等地傳教。五十八年，劉之協於河南被捕後脫走，清廷通令大索州縣，激起民怨。白蓮教以"官逼民反"相號召，得到廣大農民的支持，教衆迅速發展。
乾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白蓮教首，祕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慶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讓教徒製備刀把火藥。白蓮教的迅速發展和其反清內容，引起了清政府的嚴重不安，遂下令大規模搜捕白蓮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則以查拿邪教爲名，行敲詐勒索之實。“不論習教不習教，但論給錢不給錢”，“不遂所欲，即誣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爲口號，號召教徒奮起反抗。嘉慶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帶首領張正謨、聶傑人等因官府查拿緊急，被迫提前舉義。長陽、來鳳、當陽、竹山等縣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陽地區的教徒，在王聰兒、姚之富等率領下，按原定日期起義。各路起義軍，互不相屬，各自爲戰，所據山寨或縣城，多被清軍各個擊破。唯有襄陽起義軍採取流動作戰的策略，力量迅速壯大，成爲湖北起義軍的主力。在湖北白蓮教起義影響下，四川各地的白蓮教徒也紛紛響應。九月，達州教首徐添德，東鄉(今四川宣漢)教首王三槐、冷天祿等皆各率衆起義。
發展階段
二年初，襄陽起義軍又開始了大規模流動作戰，轉戰於湖北、四川、河南、陝西，後分三股進入四川。清軍只尾隨其後，疲於奔命。七月，四川起義軍被清軍圍困，襄陽起義軍趕到解圍，在東鄉與四川起義軍會師。各路起義軍按青、黃、藍、白分號，設立掌櫃、元帥、先鋒、總兵等職。然而，小生產者固有的分散性與保守性，使起義軍並未真正聯爲一體，各股仍然各自爲戰，分散行動。
三年三月，襄陽起義軍在湖北鄖西被清軍包圍，首領王聰兒、姚之富跳崖犧牲，餘部仍繼續鬥爭。四川起義軍也受到重大損失。餘部在張漢潮等率領下，與四川義軍聯合。
四年，清廷以勒保爲經略大臣，明亮、額勒登保爲參贊大臣，節制川、陝、楚、豫、甘五省官軍進擊，並曉諭州縣辦團練，依山隘寨堡，扼守要路，堅壁清野，攻撫並施，使義軍處境艱難，張漢潮等相繼犧牲。年底，義軍首領冉天元率部由陝返川，大敗額勒登保部。
五年正月，又聯合各路義軍搶渡嘉陵江，於蓬溪再敗清軍，斬總兵朱射鬥。不久，集兵江油，以伏擊再敗清軍，後因地主團練增援，冉天元被俘殺，餘部萬餘人南下川西腹地，成都戒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