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在太廟“誓碑”中，指示子孫“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這條一直爲後人稱道的知識分子政策，宋代究竟執行得如何，宋代士大夫在這把保護傘之下又是怎麼做的?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虞雲國先生治宋史多年，他認爲，宋代士大夫之所以風骨最盛，與當時基本國策的保護傘、健全的制度程序以及士大夫階層自覺意識的崛起是分不開的。
宋太祖立“誓碑”不殺士大夫，是出於什麼考慮，這條國策與我們所說的唐宋之際社會變化也有關係嗎?虞雲國：“知識分子”，在中國古代稱爲士或士大夫。宋太祖誓碑的內容，實質性的有兩條：第一條就是優待趙宋所禪代的後周柴氏後人;第二條要求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人;第三條告誡他的子孫後代遵守前兩條，否則“天必殛之”，將受到老天的懲罰。第一條針對他所接收舊政權的後人，對象頗有侷限;第二條針對參與新政權的知識分子，則具有全局性意義。
首先，從中唐安史之亂以後，整個天下陷入藩鎮割據的局面。按宋太祖說法，五代換了好多個姓，換了十來個皇帝，實際上是武將在操縱政權更迭。這種天下，可以憑藉強力爭奪，但當更強有力的對手出現時，政權就要易主。宋太祖本人也出身於武人，也是通過這種手段建立宋朝的。他當然要考慮趙宋不再成爲第六個重蹈覆轍的王朝，爲了維護自己政權的長治久安，他痛感必須結束武人政治。
第二，唐宋之際政治格局的最大變化,就是中唐以前貴族政治壽終正寢，君主的地位也有了相應的變化。中唐以後出現了一個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階級，他們最終取代了退出歷史舞臺的身份性的門閥地主階級，成爲唐宋變遷以後整個政權的基礎。隋唐以後開始實行的科舉制，進入宋代後進一步擴大和完善。這種“取士不問家世”的科舉制，實際上向整個社會的各個階層敞開了經由科舉取士進入統治圈的可能性。唐宋之際社會變化在社會階級關係上的直接後果，就是憑藉科舉制作育出一個相對獨立的士大夫階層。這一階層形成以後，勢必要進入官僚統治圈，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宋太祖誓碑中所說的“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人”，既是這種社會變化的反映，也進一步在政策上推動着這種變化。
第三，宋太祖的個人因素。趙匡胤雖出身武將，卻認識到文化的重要性、士大夫的重要性。他在徵南唐時，就專門搜取了大量書籍，用車子拉回營寨。針對周世宗的怪訝發問，趙匡胤說：我身負重任，常恐不能勝任，所以就聚書閱覽，“欲廣見聞”。建國以後，他就提出“宰相須用讀書人”，認識到武力可以奪天下，但絕不能以武力治天下。當然，宋太祖此舉也自有統治術的考慮。他對趙普說過：五代方鎮殘虐，人民深受其害，我選派幹練文臣百餘人，去分治各個大藩，即便他們都是貪官，危害性也抵不上一個武人。文人最多是貪污，而武人一旦作亂，老百姓就要飽受干戈之苦。他顯然也是從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角度做出抉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