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八世，英格蘭亨利七世次子，都鐸王朝第二任國王，外文名Henry VIII，是愛爾蘭領主，後來更成爲愛爾蘭國王，生卒時間1491年6月28日-1547年1月28日。
事實上，亨利八世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他本人從未否認過這一點。在歐洲宗教改革浪潮之初，亨利八世對新教採取了抵制與敵視的態度。他曾多次下令焚燒新教書籍，並禁止新教徒和傳播相關思想的書籍流傳至英國，並意圖解散新教組織。
少年亨利
亨利八世與英國教會
馬丁·路德的著作，於1521年和1526年兩次在倫敦被公開焚燬。1521年，亨利八世撰寫了《捍衛七聖事》的小冊子，斥責和咒罵馬丁·路德爲“毒蛇”和“地獄中的狼”，表示要堅持維護天主教的正統信仰，亨利八世因此被教皇授予“信仰捍衛者”的稱號。英國掀起宗教改革後，亨利八世的天主教信仰並沒有從根本上發生改變，對於新教的宣傳者，他往往給予最嚴酷的刑罰。1533年，亨利八世就將兩名宣揚新教聖餐觀點的新教徒處以火刑。1535年，亨利八世判處14名洗禮派信徒火刑。1538年，亨利八世又將一名持新教聖餐觀點的教士蘭伯特處以火焚。1540年，3名堅持馬丁·路德“因信稱義”信仰的人慘遭火刑。
在宗教改革過程中，亨利八世極力反對激進的宗教改革政策，神學教義的變革緩慢而微小，並且不斷反覆。1536年頒佈的《十信條》和1537年出版的《主教書》中，含蓄表達了新教立場。但1539年頒佈的《六信條法》又具有明顯的保守性，這是一個試圖“消除多元宗教觀的法令文件”。這條法令保護了天主教的正統信仰，因其嚴酷性又被宗教改革激進派渲染成“六根帶刺的血腥之鞭”。1543年，在制定的《基督教徒義神學必讀》即後來所稱的《國王書》中，馬丁· 路德的思想遭到排斥，改革成果十分微弱。亨利八世的天主教徒身份，並不妨礙他將教皇勢力驅逐出英國。在他看來，爭取英國教會的至尊權力與他的宗教信仰並行不悖。教會被要求對國王宣誓效忠，在“叛逆法”的壓力下，大多數的教士都屈服了，何況亨利八世在教義上，並沒有做出實質性的重大變革。1529～1547年，亨利八世共頒佈了12部“叛逆法”。在此情況下，國內的僧侶必須要在教皇和國王之間做出一個抉擇。放棄教皇最多被開除教籍，背叛國王則有可能被驅逐出英國，甚至遭受生命威脅。擺脫教皇的羈絆也許是一件好事，“在基督允許的法律下，勉強容納他們所不願容納的事物，不僅避免了英國捲入宗教戰爭的逆運，同時不久之後，在新制度下重又爲舉國所愛戴”。
亨利八世
亨利八世利用至高無上的權威保護主教免受反教會人士的迫害，但是修道院的命運甚爲悲慘。1536年，英國議會通過了“解散年收入200磅以下小修道院”的法令。1539年，大修道院旋即解散。解散的原因在於所有的修道院都向英國境外組織宣誓效忠，根據《禁止上訴法》和《至尊法案》，這是一種明顯的違法行徑。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於戰爭和奢靡生活，亨利八世已瀕臨破產，而支持者又需要錢財賄賂。教會通過世俗貴族的捐獻以及本身的兼併、侵佔、墾荒和誘騙，積累了大量的土地資產，約佔英國地產總數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解散修道院使國王的財富增加了兩倍，一方面緩解了軍費開支上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與世俗人士的分贓又使亨利八世獲得了臣民對改革的支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修道院土地只是教會土地的一部分，它不包含主教的土地。主教的土地非但沒有被沒收，亨利八世還批准建立6個主教區。顯然，支持國王的主教並沒有在這場掠奪中損失太多，亨利八世在改革中也需要主教支持。
可見，亨利八世和教會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矛盾，對王權來說，教會依舊有存在的必要，教會選擇忍耐和服從國王是明智之舉。“政治上敏感的教士清楚地知道他們的處境，他們寧願受都鐸國王的控制，也不願成爲下院反教會議員的犧牲品。”教士們需要在改革浪潮中尋求國王的庇護，避免激進派的進一步迫害。國王除了自身虔誠的信仰因素外，也需要本國教會，尤其是主教對宗教改革的鼎力支持，防止新教勢力迅猛增長，雙方均存在妥協與退讓的餘地。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政治和經濟目標更爲顯著，這次改革除了要求國王擁有對教會的全部政治權力外，又是一次國王和世俗力量針對教會財產的掠奪和再分配。
(亨利八世)
民衆對宗教改革運動的立場
宗教改革並不是國王與教會間的單純博弈，亨利八世需要得到臣民的廣泛支持，尤其要得到廣大議員與教士的支持。亨利八世自認爲無需擔心貴族的忠誠，因爲許多貴族都是由其父一手提攜，況且他們心懷強烈的反僧侶的情緒。但是亨利八世沒有意識到，支持改革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倫敦及周邊南部諸郡，北部地區則保守得多。亨利八世不得不在滿足改革派願望的同時，顧及北方反對宗教改革勢力的訴求。
民衆因強烈的反僧侶情緒，決定站在國王一邊。反僧侶情緒的根源在於民衆對教士特權與腐敗痛恨不已。倘若犯罪的教士以“僧侶特權”爲由辯護，就能免受絞刑，並且在主教監獄中舒服地待上幾個月，即可重獲自由。更讓民衆不能接受的是，教士在宗教法庭中對婚姻與品德以及認證遺囑等收取高額費用，倘若拒絕給付，則將面臨異端指控。1514年，一位倫敦商人因拒絕付給牧師高額的喪葬費，遭到倫敦主教所謂異端指控，並被判處絞刑。另有陪審團控告三名教士謀殺，但教會阻撓三人受審，這一案件造成國會對僧侶特權的攻擊，並顯示出倫敦市民對教士的深深敵意。教會的鉅額財富也受到世俗人士的覬覦，強迫徵收的“什一稅”，也是普通民衆的一項沉重負擔。
最初，大部分從修道院掠取的土地都掌握在國王和大貴族的手中，王室官吏和商人也享有份額。隨着時間推移，越來越多的莊園落入地方鄉紳之手。事實上，解散修道院的長期後果“與其說是現存的貴族富裕，不如說是給下一個世紀將要興起的一個新的貴族打下基礎”。但是，下層民衆並沒有在這次改革中得到多少好處，佃主只是換了一個身份。在亨利八世改革之前，修道院在救濟貧民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修道院門口會定期分配施捨，資助爲青年所設的不爲盈利的招待所、麻風病院、救濟院和醫院。對於那些極度貧困的無家可歸者，解散修道院意味着失去最後的救濟場所。民衆反對解散小修道院，反對徵收高額的直接稅，並痛恨貴族的圈地行爲。1563年，這些積怨在林肯郡、約克郡以及康博蘭郡的下層民衆中爆發，人民揭竿而起，史稱“求恩巡禮”運動。在北方諸郡中，天主教仍爲民衆所愛戴。但他們所擁護的未必是教皇的管轄權，北部民衆依然對國王抱有忠誠幻想。參加巡禮的貴族和修道院院長反對宗教改革，民衆則向國王請願，提出對土地的訴求。很快，“求恩巡禮”運動在各自不同利益的訴求下，迅速瓦解了。
(亨利八世和他的皇后們)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被人們認爲是受到人文主義和宗教改革的影響。事實上，這兩方面的因素並未發揮太大作用。受教育程度高，並不意味着對新思想更具接受能力。即便能夠接受新思想，在亨利八世的高壓統治下也未必能有所作爲。不少劍橋的學生，常聚會於白馬酒肆之中，恣意討論馬丁·路德的教條，經常光顧酒肆的學者被人們戲稱爲“德意志人”。
事實上，英國早期宗教改革學者大多與酒肆圈有關。譬如，劍橋學者托馬斯·比爾尼和羅伯特·巴恩斯，他們深受伊拉斯謨和馬丁·路德思想的影響，因在佈道中涉及了新教理論而被處決。宗教信仰上的模棱兩可，使他們無法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派別。他們一方面接受了馬丁·路德的新教思想，另一方面，又無法拋棄教皇至上的觀念。大學裏，像比爾尼這樣的人並不算少數。他們既不是一個保守的天主教徒，也不是一個堅定的新教分子，只是一個人文主義者，接受了部分新思想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