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並不總是代表四季，不同的地方，“年”包含的季節很不相同。據說，在古代德語中，“年”反映冬夏交替的週期，俄羅斯早期曆法也只有夏冬兩個季節。今天，一些熱帶地方以雨季和旱季劃分一年，雨季熱旱季涼，有些熱帶地方則分乾涼季、乾熱季和雨季。
中國自古就以春夏秋冬四季來劃分一年，但四季的地位並不一樣，其中“春秋”經常被用來指代一年，問歲數說“春秋幾何”，指壯年用“春秋鼎盛”，最早的編年史書就叫《春秋》，然後這部書記錄的年代又被稱爲“春秋時期”。單獨的“春”或者“秋”也可以表示年。
一年爲什麼被代以“冬夏”，“春秋”，或者“雨旱”?這當然是與自然給人直觀感受有關的。熱帶裏的雨旱，草原上的枯榮，溫帶地區四季分明，這就是季節區分的依據。但是，季節區分也是與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不可分的，甚至，也是因爲生存方式而產生的。
自然有冬和夏、雨和旱，但如果人的生存和生活不是深深地被冬和夏所主宰，也不會用它來分別季節。夏榮冬枯對遊牧民族是極重大的事情，隨着日耳曼人進入農業時代，古德語中就出現了“割草月”、“耕耘月”、“葡萄月”等等。傳統中國之所以在四季中尤重春秋而不是冬夏，是因爲在農業時代，春種秋收是勞作的主要規律，春天播種希望，秋天收穫果實，這是勞動的主要時間段，而夏天作物自然生長，冬天人們閒了下來。
現代城市生活使人不再強烈感受季節。這不僅是因爲人們離大自然所展現的季節徵候遠了，而且是因爲飢飽、寒熱等變化不再值得人們“操心”。被飢餓所苦的人大量減少，農作物收成如何似乎不再重要，熱與冷被空調機調節，隆冬時節不再只靠燃燒脂肪和增添衣服度過，主要原因不是“氣候變暖”了，而是人作爲一種社會的生物，已經建立起與過去不同的生活體系。
僅就氣溫來說，唐代比現在要暖和得多，那時四川還出產荔枝，但寒冷所帶來的社會感受肯定比今天要強烈，普通人生存水平低下，決定了“路有凍死骨”、“心憂炭賤願天寒”。舊照片中人們裹着厚厚的冬衣，不只是天寒，更重要的是身寒和心寒。天寒是自然現象，身寒是社會性的，心寒是個人性的。今天，一場雪對鄉村和城市造成的影響是大不相同的，鄉村的一場雪，能影響到十天半月，而城市裏的一場雪，往往在雪停後兩三天就消失無蹤。鄉村也好，城市也好，都是人作爲生物種類而生活的一種方式，都是社會生活的不同類型。
如果人可以真正“遺世獨立”，就可以不需要鮮明地計量和標度時間，只需要面向內心去感嘆時光匆匆就夠了。因爲沒有社會生活，那麼計量時間長短、標度時間位置，就屬於多此一舉，當然也不需要語言。又因爲這些都不需要，因此人也將無從感受豐富的內心和複雜的現象，從而不會發展出共同的知識，增進個人的心智，也不可能讓自己活在歷史中。真正的遺世獨立，離開社會生活的照耀，人就離動物不遠。
人原本沒有把握“年”的先天能力，“年”也不像日和月那樣明顯的徵象。但農業社會的到來，使時間因素變得敏感起來。播種與收穫需要時間的指導，使“年”變成最重要的時間單位。人類都是從觀察太陽升落開始計“日”，都是從觀察月亮盈虧開始計“月”，但“年”的存在則是隱祕的、待揭示的。農業使“年”有被識別出來的必要，埃及人看天狼星“偕日升”與尼羅河氾濫的同步，認作一年的開始。
如果沒有農業時代，人類是否有曆法，可能真是一個問題。古羅馬最早的歷法，一年10個月，304天，剩下的時間，農業活動停止，屬於冬季農閒，不在曆法之內。農業是生產活動，也是社會建制。時間作爲社會生活的反映，不只體現在它指示了生產，而且包括了它對精神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約定。伊斯蘭曆法是陰曆，與人們在大漠中尋望新月非常便利有關，也代表着信仰，人們認爲太陽曆複雜的置閏容易引起混亂。伊斯蘭並非沒有高超的歷法技術，其宮分曆法精確度大大超過現行公曆，每年誤差僅1秒，用於管理財政和經濟(如納稅)。現在伊斯蘭國家使用公曆，只爲保持與世界共同處理事務的方便，人們的社會生活仍然堅持伊斯蘭曆法，保持教義對時間和曆法的理解。
在工業時代，季節和晝夜本質上說都是不重要的，曆法與其說要指示生產，不如說傳統或習慣很重要、很難離棄。蘇聯曾研製“革命曆法”，每週5天，不設星期日，人們採用輪休制，每天五分之一的人休息。這曾使社會生產效率提升。但社會生活發生了混亂，沒有了公共假日，公共生活被分解了，私人時間沒有交匯點，家庭成員難以一起度週末。這個曆法使用10年左右就停止執行。
在中國，國家時間體系與民間時間體系存在着差異。國家採用公曆，用以進行國家的時間管理，以之規範大部分的國家和社會生活，它是社會歷史的時間座標，政府和社會活動的時間標準。中國農曆仍然存在，讓人們過春節、端午、重陽、中秋，近些年傳統節日“越來越淡”，人們對傳統節日的呼喚也越來越強。如果中國傳統時間體系徹底消失，中國傳統也就消失了，“中國性”也就是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將不復存在，這一定不是現代化在中國成功的標誌。
